博客首页|TW首页| 同事录|业界社区
2009-08-02

2000年11月

  发展中国家面临着双重的艰巨任务,它们不仅要大力改造其传统产业,而且要努力发展新兴产业。否则,它们就难以实现自身经济的良性发展,也难以应对全球经济发展给它们带来的严峻挑战。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以知识为基础的新经济的发展已成为不争的事实,新经济的课题已超越APEC会议传统上所关注的话题。随着网络和信息技术在全球范围内的广泛运用,APEC成员内部也渐渐出现“数字鸿沟。

  数字鸿沟不仅存在于一个国家的内部,还存在于不同国家之间。如果不发展远程教育,向乡村居民捐赠软件和廉价电脑,并教育人们使用这些工具的方法,就无法跨越数字鸿沟。

  目前的挑战在于,要为那些贫困的人群创造新的能为他们创造财富的途径,与此同时,这也将给所有公司带来新的市场???在此我们称之为数字红利。因此,企业应该为填平数字鸿沟尽自己最大的努力,这样才可能在未来收获更多的红利。

  在美国,已经有许多企业认识到了这一点。在政府部门的感召下,美国的高科技公司如AT&T、Yahoo!、3Com、AOL、HP、Compaq、Intel、Microsoft等公司都投入了“填平数字鸿沟”的全国行动,尤其是在资金和技术上,给予帮助。这些公司往往是和政府机构、非盈利组织等合作,通过各种途径来填平数字鸿沟的。

  亚太经合组织会议:

  聚焦数字鸿沟

  刚刚过去的一周,数字鸿沟问题成为全球瞩目的焦点问题。

  全球最大的经济合作体???亚太经合组织(APEC)年度会议在文莱首都斯里巴加湾市召开。虽然今年会议的主题是“使公众受益,但是从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外长唐家璇到美国总统克林顿等却都对数字鸿沟问题给予了高度关注。

  11月16日,江泽民主席在APEC第八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发表讲话指出,在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中,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处境很不相同,广大发展中国家面临着双重的艰巨任务,它们不仅要大力改造其传统产业,而且要努力发展新兴产业。否则,它们就难以实现自身经济的良性发展,也难以应对全球经济发展给它们带来的严峻挑战。现在,“数字鸿沟的出现和不断扩大,使得南北发展差距有增无减,世界经济有可能因此而出现新的失衡。

  11月12日,中国外交部部长唐家璇在APEC部长级会上呼吁“APEC成员应共同努力,缩小各成员体之间数字鸿沟。唐家璇表示,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以知识为基础的新经济的发展已成为不争的事实,新经济的课题已超越APEC会议传统上所关注的话题???贸易投资自由化和经济技术合作,为APEC开辟了新的合作前景。随着网络和信息技术在全球范围内的广泛运用,APEC成员内部也渐渐出现“数字鸿沟。据APEC近日发布的一份资料显示,由于在APEC成员里在使用互联网方面存在着巨大差异,按人均网络使用率计算,APEC成员中的美国和加拿大的人均使用率是中国、泰国等发展中国家的100倍到200倍。唐家璇外长和部分出席会议的成员代表均在会上表示了对可能出现的“数字鸿沟的关注。唐外长说:“为了应对全球化挑战和缩小各成员的‘数字鸿沟’,必须在APEC成员体内加强在人力资源和科技方面的合作。

  美国总统克林顿在APEC会议期间发表演讲时也指出,数字鸿沟不仅存在于一个国家的内部,还存在于不同国家之间。如果不发展远程教育,向乡村居民捐赠软件和廉价电脑,并教育人们使用这些工具的方法,就无法跨越数字鸿沟。“人们常常谈道,我们这个地区的上网人数到2005年将增加3倍,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我相信增长可以达到4倍,甚至更高。克林顿表示,虽然在APEC成员国之间实行自由贸易和简化通关手续将有助于电子商务的完成,但APEC成员国发展电子商务不应该以放弃全民上网为代价。

  -国家:化数字鸿沟

  为数字机遇

  数字鸿沟(DigitalDivide)问题是在全球数字化进程中,不同国家、地区、行业、企业、人群之间由于对信息、网络技术应用程度的不同以及创新能力的差别造成的“信息落差”、“知识分隔”和“贫富分化”问题。今年以来,笔者连续撰写了多篇有关数字鸿沟问题的专题分析文章。11月3日,作为中国学术、产业界对数字鸿沟问题的首次集体回应,本报联合其他媒体举行了“跨越数字鸿沟高层研讨会”。在学术界、企业界、政府官员和媒体的共同瞩目下,数字鸿沟问题的提出和解决终于进入人们的视野。亚太经合组织会议期间各国首脑对此给予高度关注,应该说是目前现实使然,数字鸿沟问题的确已经在不同层面成为一个全球性的焦点问题。

  笔者注意到,江泽民、克林顿等此次在对数字鸿沟问题进行诠释时有一个超越性的角度,即“化数字鸿沟为数字机遇”,也就是说,数字鸿沟问题过去是个问题、危机、挑战,现在看也有可能意味着机遇。

  江泽民主席是从全球化角度阐释这一观点的。他一方面指出,经济全球化增大了各国经济运行的风险,尤其是处于弱势地位的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主权和经济安全面临新的挑战。南北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即使在发达国家里,由于采用高新技术形成的经济结构的调整变化,也使相当数量的劳工和民众的利益受到损失。另一方面则指出,经济全球化是社会生产力和科技发展的客观要求和必然结果,是大势所趋。各国、各地区之间经济和贸易活动不断增加,知识和技术的迅速传播,有利于促进经济要素逐步实现在全球范围的优化配置,提高经济效益。国与国、地区与地区之间的经济技术联系日益密切,不仅给各国、各地区的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而且对促进世界和平与稳定也是一个积极因素。

  克林顿则认为,APEC(亚太经合组织)成员国需要把“数字鸿沟”转变成为“数字机遇”,以此来保持经济增长的势头。APEC成员国需要消除阻碍电子商务发展的障碍,普及有关电脑和互联网的知识。

  -企业:从数字鸿沟

  到数字红利

  笔者注意到,在此次会议之前美国产业界也出现了一个新提法:数字红利(digitaldividend)。从数字鸿沟(digitaldivide)到数字红利(digitaldividend),从其英语文本来看,仅仅相差两个字母,然而其间却存在着实质性的差异。这也反映了美国产业界对数字化差距问题研究分析的一个最新变化。

  按照以往的说法,数字鸿沟的客观存在,意味着有许多人无法利用数字时代的工具,更不用说享受数字时代的成果了。对他们来说,基于信息技术和互联网的数字经济或者数字红利是生活中遥远而不可企及的。

  然而,是不是面对鸿沟只能一筹莫展?对于数字经济中的企业来说,数字鸿沟究竟意味着什么?

  威廉?卢克休斯,(WilliamD.R****?elshaus),80年代即在联合国呼吁“新的发展模式”,现在是世界资源学会(TheWorldResourcesInstitute)???一个以“思想库”而著称的机构的主席。最近,卢克休斯在世界300多位商界领袖面前慷慨陈词:“过去我们就呼吁发展中国家走出一条崭新的发展道路,以避免发达国家经历的种种社会和生态问题。老实说,那时候我们并没有能找到这样的新模式。但是,现在我认为,信息技术革命拥有这样的一把钥匙。”他说,目前的挑战在于,要为那些贫困的人群创造新的能为他们创造财富的途径,与此同时,这也将给所有公司带来新的市场???他将此称为数字红利。因此,企业应该为填平数字鸿沟尽自己最大的努力,这样才可能在未来收获更多的红利。

  高科技公司,特别是信息技术公司,是数字技术的开拓者,信息时代的弄潮儿,是“信息富有者”。所以,帮助所有人都能收获信息技术的果实,是高科技公司义不容辞的责任。而从另一个角度去看,这又何尝不是在为未来的市场提前投资。事实上,在美国,已经有许多企业认识到了这一点。在政府部门的感召下,美国的高科技公司如AT&T、Yahoo!、3Com、AOL、Hewlett-Packard、Compaq、Intel、Mi?crosoft等公司都投入了“填平数字鸿沟”的全国行动,尤其是在资金和技术上,给予帮助。这些公司往往是和政府机构、非盈利组织等合作,通过各种途径来填平数字鸿沟的。例如:美国在线宣布了一个数字机遇伙伴计划,为公民权利领导会议???一个由国家最大的180个民权组织组成的联合机构提供在线帮助。美国在线提供10万个免费上网账户,专供低收入家庭使用。另外,AT&T宣布,它将捐赠100万美元来帮助培训工人的计算机技能,theBentonFoundation宣布成立theDigitalDivideNetwork,一个表现政府和私营部门填平数字鸿沟的各项努力的信息交换中心。微软公司宣布捐赠价值250万美元的软件和20万美元资金,帮助填平“数字鸿沟。惠普公司决定实施数字村计划,出资1500万美元,帮助低收入地区的家庭、学校、社区中心。网络公司盖特威准备开创“教育美国计划,以培训7.5万名教师。3Com公司宣布了一个总额为33万美元的NetPrepGIRLS计划,提供给14?16岁的女孩以计算机网络方面的培训。

  另外,1999年11月,美国主要技术企业、美国政府和一些非盈利性组织联合发起一项旨在把电脑和互联网带给贫穷儿童的“PowerUP运动。这项被称为“充电的运动,计划为学校、儿童俱乐部和其他地区性社区中心的儿童提供5万台电脑、免费的互联网接入服务和数百位受过培训的自愿人员。其首期资金将达到500万美元。另外,发起者之一的美国在线还将建立一个“PowerUPOnline网站,为孩子们提供相关的学习内容和其他能够帮助孩子健康成长的在线教育。美国在线董事会主席SteveCase说,填平数字鸿沟不能依赖单一的途径。它需要我们共同努力。因特网正在迅速改变我们的社会,怎样确保所有人都能从这场变革中得到好处,是我们面临的真正问题。

  日前,北京青年报等几家媒体举办的“跨越数字鸿沟”高层会议上,不少目光敏锐的国内企业家也纷纷表示要为填平数字鸿沟,让所有中国人都能享受到互联网时代的好处而“提前投资”。

  当然,填平数字鸿沟,实现数字红利,仅仅依靠企业是远远不够的。正如有的企业家在会议上所呼吁的,政府在这方面也还有许多事情要做。例如环境的营造、政策的引导等等。只有在政府、企业、媒体,以及所有人的共同参与下,每个人都能分享数字红利的时代才能到来。(胡延平)

2000年11月

  作为中国思想、学术、产业界信息、网络发展前沿的冲突与分化问题的首次集体回应,"跨越数字鸿沟"高层研讨会11月3日在京举行。会议由本报网络版联合《电子商务》、《互联网周刊》等专业媒体主办,IT业界知名产业分析人士、知名经济学家、企业首脑及30多家新闻媒体100余人出席。

  数字鸿沟(DigitalDivide)问题是在全球数字化进程中,不同国家、地区、行业、企业、人群之间由于对信息、网络技术应用程度的不同以及创新能力的差别造成的"信息落差"、"知识分隔"和"贫富分化"问题。前不久《北京青年报》推出大篇幅专题文章提出此问题以来,引起国内外各界的广泛关注,数字鸿沟问题成为新的舆论焦点。

  会议采取圆桌对话形式,由本报记者胡延平主持。与会者发言非常踊跃。经过深入细致的研讨,与会者普遍认为:数字鸿沟问题已经成为信息时代的"南北问题",1990年以来中国与发达国家数字差距已经越来越大,中国社会各方应该高度重视这一问题,要携手跨越数字鸿沟、消解数字冲突,从而把握数字机遇。此外,大家认为,中国的信息化正在从表层转向深层,以新四化为核心特征的第二次现代化值得关注。

  在长达两个多小时的踊跃发言中,与会人士无不对数字鸿沟问题深表忧虑。中国信息协会常务副会长高新民在发言中指出:信息技术、网络经济为什么对整个社会和经济会产生那么深刻的影响,最关键的问题是它的本质—使社会、个人获取知识,获取创新思想的能力发生了变化。珠穆朗玛电子商务公司董事长王峻涛说:

  "有一个看法我到现在还没有改变,互联网一定是经济发展的一个主要推动力量,一定会成为产生数字鸿沟的一个主要原因。谁对互联网泼凉水,历史将证明他在犯罪。我们一定要注意这个提法是数字鸿沟,不是数字差异。如果仅仅是一个差异,一个数量上的差异,这个事还比较好办,但如今它不是一个差距,不是一个落差,而是一个鸿沟,已经发生了质变。"

  天极公司总裁李志高认为:数字鸿沟和数字化方面的差距,不仅是技术问题,也是一个社会问题。它牵扯到整个社会的贫富差距、信息资源不足和资金、文化、就业生活质量等问题,仅仅讨论数字鸿沟问题,很难就事论事解决问题。

  IT评论家姜奇平认为:国内有一些人争论,信息社会是不是一场骗局,与此形成鲜明的对照的是,美国正在发动一场近似疯狂的数字大跃进。现在我们面临两种选择,或者是上眼皮和下眼皮一合,认为根本就没有这个鸿沟,不承认,根本不存在数字化社会,但结果是被动的,会落后、挨打。

  知名IT评论家胡泳认为:信息通信技术作为二十一世纪最强有力的动力之一,现在正在成为非常新的一种财富的源泉。但是,新经济目前基本上还是一种富国现象。发展中国家大部分还处在信息贫困当中。

  中国互联网大赛组委会胡建生秘书长发言指出:"中国互联网大赛的举办目的,换句话说也是为了填平鸿沟。值得注意的是这次’十五’规划把信息化提到很重要的位置。但是宣传方面我觉得还是相当的不够,我们在这方面应该做更多的努力。"

  著名经济学家钟鹏荣为数字鸿沟问题的解决提出了四点建议:第一,西部开发要网络先行;第二,政府支持要政策先行;第三,产业发展要资本先行;第四,跨越鸿沟需要教育先行。微软(中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刘凤鸣先生讲道:"高速发展的信息时代造成了数字鸿沟的现象。但是与此同时也使我们有机会有可能来跨越这个鸿沟。这个事情需要社会各界的支持。信息产业应该起一个带头的作用。"

  IT评论家方兴东从全球化角度分析数字鸿沟问题时认为:"如果两年以后当国内互联网用户市场大部分落到国外公司手里头的时候再谈这些问题,形势就会非常严峻了。"《中国信息报》黄一丁发言指出:数字鸿沟问题不单是一个数字化问题,要把IT问题当成一个社会问题来看,我认为是对的。

  著名学者吴伯凡在会议最后发言指出:最近IT业比较冷清,这样题材的、大规模的研讨会还是比较少见的。这时候我们来开这个会,主要是想解决一个问题—由于资本的过度介入或者说网络公司过分的资本游戏,而导致网络经济的低潮,由此也使得由来已久的—尤其在中国由来已久的对于网络、信息的妖魔化的势头有可能加强。这个问题需要澄清。

  万平国、王树彤、张伸宇、赵瑞、史颖波、张向东、刘韧、邹剑宇、李学凌、刘竣、张秀斌、卫亚军等各界人士也参加了此次会议并发言。据悉,此次研讨会之后"数字经济与数字生态2000高层年会"也即将召开。(胡延平)

2000年10月

  迅速发展的科学技术,成为创造财富的新的重要动力。日益拉大的“数字鸿沟”表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科技水平上存在极大差距,这必然致使南北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体现人类智慧和创造精神的先进科技,应该在全球范围内用于促进和平与发展,造福各国人民。

  ———摘自江泽民主席在联合国千年首脑会议上的讲话

  -电脑普及水平:美国是中国的55倍

  截至2000年年中,中国电脑拥有量排世界第8位,美国1.641亿台,居第一位,占世界电脑总拥有量的28.32%,平均每两个美国人有一台电脑;2至10名的其他国家还有:日本,4990万台,8.62%;德国,3060万台,5.28%;英国,2600万台,4.49%;法国,2180万台,3.77%;意大利,1750万台,3.02%;加拿大,1600万台,2.76%;澳大利亚只有2000多万人口,但已达1060万台;韩国则有1060万台。

  中国电脑拥有量1590万台,平均每万人有88台电脑;美国电脑保有量是中国的10倍多,平均每万人拥有近5000台电脑,普及率是中国的55倍。1995年中国每万人电脑保有量是24台,简单地讲从时间上落后美国20年。

  1995年至2000年,两国电脑保有绝对数量的增长美国远远超过中国。

  1999年中国PC(家用电脑、商用电脑、笔记本电脑和PC服务器)的总销量为500万台,销售额为60亿美元,预计到2004年PC销量将增为1500万台,销售额160亿美元。美国国内2000年电脑销量为2000万台。

  -网络普及率:5年差距拉大21倍

  1995年底,美国网民数量为600多万人。2000年7月,美国西维伦斯商业情报公司公布的调查显示,美国上网人数已经达到1.37亿人,占全美总人口的一半。

  1995年底中国网民数量为8万人。2000年7月CNNIC发布的数据声称中国网民数量为1690万。但是,另一家权威资讯机构IDC的数字是1999年底为240万,到2000年年底中国网民才可能达到900万。如果综合两家数据取其中间值,中国2000年年中网民的实际数量可能在1000万左右。

  按照以上数据,1995年底中美网民绝对数量相差592万人,2000年年中则相差1.27亿人,差额扩大了21倍多。

  1995年以来中国互联网的发展速度实际上远远落后于美国,两者根本不是一个数量级。

  -国民经济信息化投入:中美相差45倍

  IDC统计表明,1999年中国IT市场总额为110亿美元。而据美国商务部在《数字经济2000》报告中的数据:1995年到1999年,美国社会用在采购信息技术设备和软件上的实际投资翻了一番多,从2430亿美元增加到5100亿美元,同一时期在其他设备上的投资增长很少。如此计算,1999年美国的国民生产总值是中国的8倍,但是国民经济信息化方面的投资中国却与其相差45倍。

  因此,美国经济的持续发展以及竞争力的强大就完全可以理解。正如美国商务部在《数字经济2000》报告中所说的那样:信息技术使各行各业的私营企业都节约了成本,扩大了市场,增强了竞争力。信息产业现在是美国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90年代中期之前数字革命的许多因素已经存在,但是从90年代中期开始它们的综合影响和潜力才开始真正浮现出来,新经济也开始成型。

  -社会信息化指数:落后美国40年

  从1965年开始,一些学者尝试建立信息化指数模型来对信息化进行社会测度。信息化指数是在信息化指标体系基础上计算而得的,受到世人极大关注。这一指标体系选取了社会信息化活动中最有代表性的活动指标,包括人均年使用函件数、人均年通话次数、每百万人每天报纸发行数、每万人书籍销售网点数、每平方公里人口密度、每万人电话机数、每百人电视机数、每万人计算机数、每百人中在校大学生数、第三产业人数百分比、个人消费中杂费的比率。这些指标不仅是具体的,可以测度的,而且能够比较客观地反映一个国家社会信息化的总体水平。根据相关计算,1985年中国的信息化指数为37.88,预计2000年为145.3,而美国1965年为242.9,1977年为1006.9。中国的社会信息化程度仅仅处在美国60年代初的水平。两者差距在40年左右。(胡延平)

2000年10月

  如何克服信息、网络发展背后的贫富分化成为全球性难题

  -信息富有者和信息贫困者之间的鸿沟

  “数字鸿沟”———一个在那些拥有信息时代的工具的人以及那些未曾拥有者之间存在的鸿沟。数字鸿沟体现了当代信息技术领域中存在的差距现象。这种差距,既存在于信息技术的开发领域,也存在于信息技术的应用领域,特别是由网络技术产生的差距。

  就在将近半个世纪里,一定数量的人们享受到了社会提供的信息技术。这些人拥有最强大的计算机、最好的电话服务和最快的互联网服务,以及与他们生活相关的大量的信息内容和训练。

  然而存在着另外一群人。因为一个或其他多个原因,他们不能得到最新或最好的计算机、最可依赖的电话服务或最快最便捷的互联网服务。这两种人之间的差别就是我们所谓的“数字鸿沟”。

  位于鸿沟的更不幸运的一方,就意味着更少的机会,参与以信息为基础的新经济。在这种新经济中,更多的工作与计算机相关。这同时意味着更少的机会参与教育、培训、娱乐、购物和交流等可以在线得到的东西。美国政府在其设立的“填平数字鸿沟”政府网站上指出了为所有美国人创造数字机会的重要意义:

  可获得计算机和互联网,并拥有使用这些技术的能力,对于充分地参与美国的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来说,正变得越来越重要。人们正在利用因特网,寻求商品和服务的最低价格;在家工作或者创业,利用远程教学获得新的技能,在健康方面基于更多的信息而作出更好的决定。使用这些技术对于工作是越来越重要了,而在迅速增长的信息技术部门工作,更可获得几乎比其它部门高出80%的报酬。创造性地运用技术,同样可以在教师教学和学生学习的方式上造成很大的区别。在一些课堂里,教师使用因特网以便跟上本专业的最新进展,和他们的同事交流授课计划,更多地和家长沟通。学生们则可登录国会图书馆,下载历史事件的原始文件,可以通过互联网,利用过去只有天文学专家才能使用的望远镜,探索宇宙奥秘,并且可以投身于更多的“边做边学”活动。学生们同时还创造了基于互联网的可供其他学生利用的大量学习资源———例如,有关濒危物种、声音的感知、美国法官制度探索等网站的建立等等。这些都正在改变我们的生活。

  在英国广播公司(BBC)的在线新闻里,则把数字鸿沟称为“信息富有者和信息贫困者之间的鸿沟”。BBC指出:因特网已经成了这个有史以来最富创造性时代的引导者。它决定了我们发送和接收信息的方式,以及我们从事商务的方式。我们很容易接受那些令人愉快的话,例如戈尔所说,因特网同时带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充满着电子神话和在线民主。但是,事实并不是这样,天花乱坠的宣传报道,蒙弊了20世纪末技术如何改变我们生活的事实。从曼哈顿到马德里,因特网已经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们的工作、娱乐,甚至爱情。可是在马拉维和莫桑比克,生活依旧保持原样。世界上超过80%的人,还从来没有听到过一声拨号声,更不用说登录互联网,发送E-mail,或者从互联网上下载信息了。信息富有者和信息贫困者之间的差距正在扩大。在日内瓦举行的1999年电信会议上,联合国秘书长科菲·安南警告了把这个世界的贫穷人口从信息革命中排除在外的危险。人们缺乏很多东西:工作、住房、食物、健康保证和可饮用水。今天,对于基本电信服务的缺乏,作为一种贫困,已经和这些缺乏一样突出,并且还会因此减少帮助他们的机会。

  “想想互联网是如何强有力吧。然后提醒自己,只有少于2%的人实际上在使用它。对于他们来说,网络的力量在按照指数增长。想想我们正在失去什么。”LarryIrving,美国前商务部部长助理说。

  -全球视野中的数字鸿沟尤为触目惊心

  数字鸿沟首先存在于国家与国家之间。在信息技术的全球发展过程中,有领先并因此获利的国家,也有落后并因此失落的国家。不能简单责怪这些国家的政府或人们不够努力;他们现在把数字鸿沟放在全球视野当中,差距便显得尤为触目惊心。

  首先看事实和数据。有关电话线等基本的电信设施的统计数据是僵硬的。根据最近的联合国人权发展报告,工业化国家只占了15%的世界人口,却占了整个因特网用户的88%。在南亚,少于1%的人可以上网,尽管它占了世界人口的五分之一。非洲的情况更糟,在7.3亿人口中,只有1400万根电话线。这个数字少于曼哈顿或者东京的数量。而且这些电话线的80%,仅在非洲的六个国家。整个非洲大陆,只有311万因特网用户,而同时在美国,却有1.48亿。以下的数据同样让人吃惊:超过80%的世界人口还未曾拥有电话;接近50%的因特网用户来自美国,尽管美国只占了4.7%的世界人口;高收入国家以占世界16%的人口,占有了世界90%的计算机主机;纽约市拥有的的电话线终端超过了整个非洲大陆的数量;曼哈顿的电脑主机比整个非洲所拥有的数量还要多;在英国,每100人有30台电脑,而在像马拉维这样的国家,每10000人才有1台电脑……

  目前,富国和穷国在因特网用户数量方面的差距比其在国民收入方面的差距更为悬殊。根据联合国的资料,全球收入最高国家中的五分之一人口拥有全球国内生产总值的86%,其因特网用户总数占世界因特网用户总数的93%,而收入最低国家的五分之一人口则只拥有全球国内生产总值的1%,其因特网用户总数只占全球因特网用户总数的0.2%。

  而即使有了电信基本设施,这个世界的大多数贫困者仍然将排除在信息革命之外。其原因是,文盲以及缺乏基本的计算机技能。例如在贝宁,超过60%的人口是文盲。另外,五分之四的网页是使用英文的,而世界上只有十分之一的人能够理解这种语言。

  另外,由McConnell国际咨询公司执行的“e-readiness”调查表明:许多发展中国家经济停滞是因为缺乏对高科技基础设施的投资。在没有准备把握住计算机革命的国家中包括俄罗斯、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南非等等。这个电子阅读能力报告,调查了42个国家。在通过对网络数量、管理、信息安全、相关劳动力的质量等调查之后,23个国家被认为需要有实质性的改善。这个调查得出结论,认为整个非洲和大多数中东国家既缺乏信息技术基础设施,也缺乏法律。例如埃及,直到1998年才允许有第二根电话线。在沙特阿拉伯,1994年起就接入网络,但是直到1999年1月,私人还被禁止上网。

  而潜在的赢家是那些拥有良好的电信基础设施、熟练的劳动力和计算机安全法规的国家。例如,拉丁美洲和亚洲,因为其政府正确地推动而受到好评。但是,盗版软件猖獗,知识产权难以得到保护还是影响了这些国家信息产业的发展。

  -信息技术革命最大赢家美国也不能幸免

  在克林顿政府执政期间,获得计算机和互联网的人数有了爆炸似的增长。毫无疑问,美国是信息技术革命中最大的赢家。但是,不幸的是,很多现实证据表明了“数字鸿沟”———一个在那些拥有这些信息时代的工具的人以及那些未曾拥有者之间存在的鸿沟。1999年7月美国商务部的报告《在网络中落伍之三:定义数字鸿沟》揭示出了这个事实:

  受过良好教育的美国人更可能拥有信息技术与互联网。1997年至1998年,在高教育人群与低学历人群中的技术鸿沟增长了25%。1998年,那些拥有大学学位的人在家里拥有计算机的数量是那些只受过初等教育的人的8倍,而在家上网的数量则接近了16倍。

  高收入者和低收入者之间的鸿沟在扩大。1997年至1998年,两者之间的鸿沟扩大了29%。收入在75000美元及以上的城市家庭中,拥有计算机的数量是低收入家庭的9倍以上,而上网的数量则超过了20倍。

  美国白人比非洲裔或西班牙裔的美国人更可能获取计算机和网络。数字鸿沟同样在人种、民族之间延存下来。白种人在家上网的机会远远超过非洲后裔或西班牙裔在任何别的地方上网的机会。非洲后裔或西班牙裔在家获取上网的机会大约是白人家庭的五分之二。在收入为75000美元甚至更多的家庭中间,这个鸿沟去年已经缩小。

  农村地区获取上网的机会远少于城市居民。不论经济水平,在计算机拥有和因特网使用方面,居住在农村地区的人远远落后于城市居民。在某一收入水平上,尽管收入相同,那些城市居民比农村居民可获取因特网的比例超过了50%。农村地区低收入家庭在这些方面上的数字是最低的。

  另外,来自国家教育统计的数字表明,数字鸿沟也存在于国家的学校中。到1998年秋季为止,穷学校里只有39%的教室接入因特网,而在那些富裕的学校里,这个数字是74%。(胡延平)

2000

  -与发达国家“在同一条起跑线上起跑”的中国在“90年代赛程”中再次落后。90年代再次成为追赶信息浪潮途中失去的10年。

  -失误的关键在于执着于以工业化为指向的第一次现代化,而没有深刻认识到西方60年代以来以信息化为指向的第二次现代化。

  -中国与世界主要发达国家在信息化、网络化方面的发展差距不是越来越小,而是越来越大了,甚至不是一个数量级。

  -中国错过网络化最好的发展机遇。低潮来了,但是美国的互联网服务业已经发展起来了,而中国网络服务业刚处于幼稚期就面临寒冬。

  -距离以工业经济为指向的第一次现代化还有13年,距离以信息经济为指向的第二次现代化还有多少年?

  根据本报网络时代头版最新发布的各种统计数据,在全球信息革命竞赛的“90年代赛程”中,中国已经(再一次)严重落后了。中国与美国等世界主要发达国家在传统工业经济之间的差距正在缩小,但是如果以信息经济的种种指标来衡量,差距不仅没有缩小,反而有所扩大。江泽民主席在联合国千年首脑会议上的讲话中重点指出的“数字鸿沟”问题已经变得越来越严峻。

  -是不是在

  同一条起跑线上

  从表面上看,中国信息化起步并不晚。80年代中期市场特色的IT产业开始发育。以1993年12月国家经济信息化联席会议成立为标志,国家引导特征的信息化于80年代萌芽,90年代启动,与美国提出信息高速公路概念基本同步,起步并不晚。

  中国发展互联网的机遇一开始也不比美国晚,用一些留学归国人员的话讲,双方几乎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从阿帕网发展而来的互联网于1982年在美国建立,1995年则从研究和学术机构进入市场,开始充分商业化。几乎与此同时,1995年1月,中国电信分别在北京、上海设立的专线开通,开始向社会提供Internet接入服务。

  但是准确的讲,时至今日,中国已经没有“同时起跑的机遇”可言。在包括电信、计算机、网络等在内的信息产业发展的指导思想、运行机制方面,中国到了应该彻底反思的时候了。

  我们有必要澄清一个问题:在60年代电子工业、70年代集成电路、80年代电脑技术、90年代网络经济这四次中国人眼中的信息革命浪潮中,中国到底有没有像一些人所说的那样,每一次都和别人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

  -第一次现代化

  为了澄清这一问题,我们先看看另外一组对中国现代化水平与世界平均水平的比较统计。今年3月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一项研究报告指出,我国现在在120个国家中排名第66位、4项指标超过世界平均水平、达到现代化标准还需13年。这是该院社会学所社会指标研究课题组日前经过测算得出的结论。实现现代化的10项标准是由美国现代化问题专家英克尔斯于60年代提出来的,包括人均国民生产总值、非农业产值占国民生产总值比重、第三产业产值占国民生产总值比重、城市人口占总人口比重、非农业就业人口占就业人口比重、大学生占20-24岁年龄人口比重、人口净增长率、平均预期寿命、平均多少人有一名医生、成人识字率等20项。主持此项研究的社科院朱庆芳研究员说,这10项标准基本能反映现代化、城市化、社会化、知识化的内涵,概括了以人为本的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对各国均具有代表性和共性。

  这就是我们谈中国发展信息经济的基础:一个距离工业现代化———第一次现代化还有13年的国家。工业现代化在50年代甚至更早的时候就已经是发达国家的现实了。因此更准确地讲,中国第一次现代化的进程与发达国家有半个世纪的差距。在此意义上,中国与发达国家在信息革命的历次浪潮到来时并没有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

  -第二次现代化

  为什么是第一次现代化这样的提法?

  原因非常简单,我们只需要问一个非常“幼稚”的问题,几十年前已经实现了我们所追求的现代化目标的发达国家这几十年都干吗了?

  回答也非常简单,他们没有原地踏步而且也不可能原地踏步,而是获得了更加迅猛的全方位的发展。恰恰是通过我们眼中的信息革命的四次浪潮的洗礼,发达国家的经济从内到外发生了质的变化。这种变化从60年代开始,到90年代以美国经济率先进入信息经济、美国社会步入信息社会为标志,发达国家普遍踏上了发展分水岭。一旦全部越过,以信息革命为导向的第二次现代化将正式宣告完成。时至今日,以“经济全球化、资本自由化、产业信息化、信息网络化”等新四化为特征的第二次现代化已经如火如荼。而对中国来讲,国家向信息化的真正迈进只不过是90年代初以来的事情。

  能够比较客观的反映这场变革的是另一种测算体系。从1965年开始,一些学者尝试建立信息化指数模型来对信息化进行社会测度。信息化指数是在信息化指标体系基础上计算而得的,受到世人极大关注。这一指标体系选取了社会信息化活动中最有代表性的活动指标,包括人均年使用函件数、人均年通话次数、每百万人每天报纸发行数、每万人书籍销售网点数、每平方公里人口密度、每万人电话机数、每百人电视机数、每万人计算机数、每百人中在校大学生数、第三产业人数百分比,个人消费中杂费的比率。这些指标不仅是具体的,可以测度的,而且能够比较客观的反映一个国家社会信息化的总体水平。根据相关计算,1985年中国的信息化指数为37.88,预计2000年为145.3,而美国1965年为242.9,1977年为1006.9。中国的社会信息化程度仅仅处在美国60年代初的水平。两者差距在40年左右(这一测算在时间差距上中国工业化即将完成与西方信息化刚刚开始的巧合也非常清楚地证明了一点:单一技术、商业有可能跨越中间的某些阶段,但是整个社会的发展是不可跨越的)。

  -真正的差距到底在哪里

  与前面提及的社会信息化指数模型的测算方法相比,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调查是非常典型的对以传统工业经济为指向的现代化体系的调查,其测算指标基本上都是以传统现代化为参照系来制定的,从方法上讲反映的是西方国家对60年代以前的经济发展体系的认识。这样的调查有助于我们认识中国与世界在第一次现代化方面的差距,但是却有可能忽略关键———真正的差距到底在哪里———我们认为在于发达国家在实现了我们梦寐以求的工业现代化之后“所干的那些嘛”。如果不认识清楚这一点,中国自己的现代化完成之日,就是再一次落后并且被动挨打之时。

  迄今为止,决策层在这方面最新也是最积极的表示是:要大力发展信息产业,争取在全球信息化竞争中有一席之地,同时用信息化带动工业化,用信息技术改造传统产业。

  但是问题是,说来说去依然是信息化是表,工业化是里,现代化仍然是过去的那个现代化,只不过披上了信息经济的“外衣”。本来至少应该上升到两个现代化同时进行的高度,但是最终信息产业、信息经济还是被简单地看成了一种技术、工具,对发达国家60年代以来的变革实质根本就没有一个清晰、全盘的认识。如此执行,不知道能不能应付第二次现代化的危机与挑战?

  答案是不能。原因很简单———发展才是硬道理,谁在前面谁强大规则就是谁的。愿意跟不愿意跟,是中国自己的事情,别人才不管你怎么着。发达国家的第二次现代化已经完成了,而中国还没有,或者还没想清楚要全心全意去完成,不落后挨打可能吗?
(胡延平)

2000年10月

  -新出台的“十五”计划最积极的一项内容在于对发展信息产业,推动国民经济信息化、网络化给予了高度强调。表面上看,数字鸿沟、数字冲突问题在中国的舆论与决策层面并不存在。但是理论上的要求与现实操作差距甚大,未来五年成效如何,关键还在于落实。

  -信息鸿沟问题已经不仅仅是一个国家内部不同人群对信息、技术占有程度不同造成的社会分化问题。如今它在更大程度上是全球化进程中不同国家因为信息产业、信息经济发展程度不同所造成的信息时代的南北问题。当前中国消除数字经济发展前沿的社会冲突的关键在于认知数字经济、改善数字生态、跨越数字鸿沟。正如“十五”发展规划建议书中所讲的那样,在于以把握数字机遇的积极姿态迎接以信息化为主要特征的第二次现代化,以信息技术改造传统产业,以新四化带动老四化。

  -政策风向

  本周有两则鼓舞人心的消息,一是中共中央关于“十五”发展规划的建议书开篇就明确指出:“大力推进国民经济和社会信息化,是覆盖现代化建设全局的战略举措。要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发挥后发优势,实现社会生产力的跨越式发展”。另一个是信息产业管理部门有关领导在“2000·中国西部论坛”上指出,“十五”期间我国信息产业将力争成为带动经济增长、结构升级的支柱产业和增加综合国力的战略性产业。“十五”发展规划的建议书所使用的语言是空前务实的:“发展是硬道理,是解决中国所有问题的关键。当前,经济全球化趋势增强,科技革命迅猛发展,产业结构调整步伐加快,国际竞争更加激烈。发达国家在经济上科技上占优势的压力、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压力将长期存在。对于当今世界形势的深刻变化和发展趋势给我国带来的机遇和挑战,我们要有清醒的认识,增强紧迫感和忧患意识。要积极进取,努力提高我国的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决不能因循守旧,丧失发展机遇。”

  建议书多次使用了较大的篇幅强调了同一个意思:加快实施信息化。除了本文开篇引用的那一段,第二次是“要切实转变工业增长方式,增强技术创新能力,积极采用高新技术和先进适用技术,加快传统产业技术改造。把改造传统产业同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紧密结合起来,推动整个工业优化升级和持续发展”。第三次是“信息化是当今世界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大趋势,也是我国产业优化升级和实现工业化、现代化的关键环节。要把推进国民经济和社会信息化放在优先位置。顺应世界信息技术的发展,面向市场需求,推进体制创新,努力实现我国信息产业的跨越式发展”。

  建议书的第四部分专门针对信息化而来———“加快国民经济和社会信息化”。核心内容有三点:要把推进国民经济和社会信息化放在优先位置;抓紧发展和完善国家高速宽带传输网络,加快用户接入网建设,扩大利用互联网,促进电信、电视、计算机三网融合;积极发展信息服务业特别是网络服务业。

  从整个大方向看,信息化以及信息产业的发展今后将有一个相对宽松的环境。但是业内人士分析认为:重要的是具体如何落实。日前出台的电信管理条例和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的事后反应在一定程度上就是表达了这种担忧。

  -数字机遇

  本周的另一则与以上两条消息高度相关的积极消息是,在2000年此起彼伏、接连不断的大会小会之后,对中国信息化以及信息产业发展问题全面进行冷静检讨和积极探索的“数字经济与数字生态2000中国高层年会”即将在年底召开。此次会议将从全球数字浪潮的宏观视角切入,引领产业、学术、舆论界以及决策层对数字经济、数字生态、数字鸿沟、数字冲突问题进行全盘思考,促进中国社会对于数字机遇的把握。

  -深层信息化

  互联网在中国的发展只不过是80年代就已经正式开始,范围包括整个国民经济在内的信息化与网络化浪潮的一部分。但是与90年代中期以前由政府推动、行业主管,以“表层信息化”为发展特征的第一个阶段有很大不同的是,以互联网的崛起为标志的“深层信息化”开始在全社会范围内推动新的生产力乃至生产关系的形成。信息化对于中国社会的影响正在发生由表及里的变化,而信息化本身也正在发生由表及里的变化。目前,以“表层信息化”为特征的第一阶段正在让位于以“深层信息化”为特征的第二个发展阶段。尽管低潮漫漫、泡沫横飞,但我们认为互联网公司的低潮不是基于网络的所有产业和经济的低潮。互联网在发展过程中正在完成对经济存量的重新切分和增量分配原则的初步构建,同时也通过对信息流、物流、资本流之间的关系的历史性重构而改变原来的资源、商业、产业格局。以互联网热潮为表征符号而不是终极目标的新一轮信息化浪潮正在全社会范围内改变原来的权力秩序。我们认为,以信息化为更加宏阔的背景来看网络化,互联网热潮是一个必须经过的发展阶段;以数字经济、信息革命的角度来看信息化,传统经济由表及里的蜕变过程才刚刚开始。

  -信息鸿沟

  但是,就在数字经济浪潮席卷全球每一个角落的时候,中国国内对网络化、信息化的怀疑、批判声音却是一浪高过一浪,甚至影响到宏观决策。个中原因除了认识上的分歧,更多是利益上的冲突。由于“深层信息化”阶段新生产力发展的利益主体多为民间资本、境外资本,加之新经济因子对自由市场机制的天然渴求以及客观上要求加速、自由发展的内在需求,所以围绕以信息化、网络化为表征的数字化浪潮,中国国内新旧产业之间的摩擦愈演愈烈,新旧经济运行机制之间的冲突越来越多,体制内与体制外利益主体之间关系的紧张程度也日益加大。地区之间、产业之间、企业之间、个人之间因为对新技术占有程度的不同以及信息化、网络化程度不同而出现的发展的“信息差距”、“数字鸿沟”也越来越大。中国数字经济发展前沿的数字生态环境并不乐观。

  -新四化

  与此同时,许多问题交织在一起。在传统以工业经济为指向的第一次现代化尚在路上的时候,中国又必须面对由“经济全球化、资本自由化、产业信息化、文明数字化”所构成的“新四化”问题。尽管新四化本来应该是国家发展目标体系中所必须确立的核心内容,但是迄今为止我们所使用的大多依然是“挑战”或者“机遇”这样的工具性语言。因此我们认为,中国学界必须直面现实数字危机、直面经济数字化浪潮,客观剖析信息革命背后社会经济的质变与量变;决策层也必须直面世界范围内正在发生的历史性变革,以更加积极开放的姿态鼓励新生产力在中国的快速发展,以发展应对挑战,以成长缩小差距,而不是以保守、封闭人为制造自己和发达国家之间的距离;对于产业界来说,在经历了暂时的波折之后从全局层面充分认识信息产业、信息经济以及数字文明的发展态势与内在规律,也将有助于在未来的竞争中把握主动。

  -数字周期

  经济、社会的信息化、网络化在中国才刚刚开始,其过程将以50年甚至100年计。无论数字化、信息化、网络化都只是必经之途,不是终极目的。放眼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各个领域,两个四化必将同时进行。所谓互联网低潮、网络泡沫只不过是数字经济历史长河中的一个片段。“经济数字化大周期”刚刚进入起步阶段。我们必须直面而不是回避以数字化为前导的第二次现代化,要以积极的姿态迎接“化”之后的新的经济形态的到来。

  认知数字经济,改善数字生态,弥合数字鸿沟,消解数字冲突,把握数字机遇。所有这些,就是“数字经济与数字生态2000中国高层年会”所要探索的内容。据悉,“数字经济与数字生态中国高层年会”每年举行一次,它以探索、务实为基点,将有力地推动学术、产业、政策等不同领域之间的交流与发展,成为与中国数字化进程同行同呼吸的思想盛会。(胡延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