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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08-02

2000

弥合数字鸿沟是缩小中国与世界差距的另一个关键

 

■与发达国家“在同一条起跑线上起跑”的中国在“90年代赛程”中再次落后。90年代再次成为追赶信息浪潮途中失去的10年。

■失误的关键在于执着于以工业化为指向的第一次现代化,而没有深刻认识到西方60年代以来以信息化为指向的第二次现代化。

■中国与世界主要发达国家在信息化、网络化方面的发展差距不是越来越小,而是越来越大了,甚至不是一个数量级。

■中国错过网络化最好的发展机遇。低潮来了,但是美国的互联网服务业已经发展起来了,而中国网络服务业刚处于幼稚期就面临寒冬。

■中国距离以工业经济为指向的第一次现代化还有13年,距离以信息经济为指向的第二次现代化还有多少年?

 

根据本报网络时代头版最新发布的各种统计数据,在全球信息革命竞赛的“90年代赛程”中,中国已经(再一次)严重落后了。中国与美国等世界主要发达国家在传统工业经济之间的差距正在缩小,但是如果以信息经济的种种指标来衡量,差距不仅没有缩小,反而有所扩大。江泽民主席在联合国千年首脑会议上的讲话中重点指出的“数字鸿沟”问题已经变得越来越严峻。

■中国发展互联网起步不比美国晚,但是不是在同一条起跑线上

从表面上看,中国信息化起步并不晚。80年代中期市场特色的IT产业开始发育。以1993年12月国家经济信息化联席会议成立为标志,国家引导特征的信息化于80年代萌芽,90年代启动,与美国提出信息高速公路概念基本同步,起步并不晚。

中国发展互联网的机遇一开始也不比美国晚,用一些留学归国人员的话讲,双方几乎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从阿帕网发展而来的互联网于1982年在美国建立,1995年则从研究和学术机构进入市场,开始充分商业化。几乎与此同时,1995年1月,中国电信分别在北京、上海设立的专线开通,开始向社会提供Internet接入服务。

但是准确的讲,时至今日,中国已经没有“同时起跑的机遇”可言。在包括电信、计算机、网络等在内的信息产业发展的指导思想、运行机制方面,中国到了应该彻底反思的时候了。

我们有必要澄清一个问题:在60年代电子工业、70年代集成电路、80年代电脑技术、90年代网络经济这四次中国人眼中的信息革命浪潮中,中国到底有没有像一些人所说的那样,每一次都和别人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

■第一次现代化:一个距离工业现代化还有13年的国家

为了澄清这一问题,我们先看看另外一组对中国现代化水平与世界平均水平的比较统计。今年3月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一项研究报告指出,我国现在在120个国家中排名第66位、4项指标超过世界平均水平、达到现代化标准还需13年。这是该院社会学所社会指标研究课题组日前经过测算得出的结论。实现现代化的10项标准是由美国现代化问题专家英克尔斯于60年代提出来的,包括人均国民生产总值、非农业产值占国民生产总值比重、第三产业产值占国民生产总值比重、城市人口占总人口比重、非农业就业人口占就业人口比重、大学生占20-24岁年龄人口比重、人口净增长率、平均预期寿命、平均多少人有一名医生、成人识字率等20项。主持此项研究的社科院朱庆芳研究员说,这10项标准基本能反映现代化、城市化、社会化、知识化的内涵,概括了以人为本的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对各国均具有代表性和共性。

这就是我们谈中国发展信息经济的基础:一个距离工业现代化—第一次现代化还有13年的国家。工业现代化在50年代甚至更早的时候就已经是发达国家的现实了。因此更准确地讲,中国第一次现代化的进程与发达国家有半个世纪的差距。在此意义上,中国与发达国家在信息革命的历次浪潮到来时并没有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

■第二次现代化:信息革命绝对不是今天才开始发生的事情

为什么是第一次现代化这样的提法?

原因非常简单,我们只需要问一个非常“幼稚”的问题,几十年前已经实现了我们所追求的现代化目标的发达国家这几十年都干吗了?

回答也非常简单,他们没有原地踏步而且也不可能原地踏步,而是获得了更加迅猛的全方位的发展。恰恰是通过我们眼中的信息革命的四次浪潮的洗礼,发达国家的经济从内到外发生了质的变化。这种变化从60年代开始,到90年代以美国经济率先进入信息经济、美国社会步入信息社会为标志,发达国家普遍踏上了发展分水岭。一旦全部越过,以信息革命为导向的第二次现代化将正式宣告完成。时至今日,以“经济全球化、资本自由化、产业信息化、信息网络化”等新四化为特征的第二次现代化已经如火如荼。而对中国来讲,国家向信息化的真正迈进只不过是90年代初以来的事情。

能够比较客观的反映这场变革的是另一种测算体系。从1965年开始,一些学者尝试建立信息化指数模型来对信息化进行社会测度。信息化指数是在信息化指标体系基础上计算而得的,受到世人极大关注。这一指标体系选取了社会信息化活动中最有代表性的活动指标,包括人均年使用函件数、人均年通话次数、每百万人每天报纸发行数、每万人书籍销售网点数、每平方公里人口密度、每万人电话机数、每百人电视机数、每万人计算机数、每百人中在校大学生数、第三产业人数百分比,个人消费中杂费的比率。这些指标不仅是具体的,可以测度的,而且能够比较客观的反映一个国家社会信息化的总体水平。根据相关计算,1985年中国的信息化指数为37.88,预计2000年为145.3,而美国1965年为242.9,1977年为1006.9。中国的社会信息化程度仅仅处在美国60年代初的水平。两者差距在40年左右(这一测算在时间差距上中国工业化即将完成与西方信息化刚刚开始的巧合也非常清楚地证明了一点:单一技术、商业有可能跨越中间的某些阶段,但是整个社会的发展是不可跨越的)。

■真正的差距到底在哪里;两个现代化应该同时进行

与前面提及的社会信息化指数模型的测算方法相比,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调查是非常典型的对以传统工业经济为指向的现代化体系的调查,其测算指标基本上都是以传统现代化为参照系来制定的,从方法上讲反映的是西方国家对60年代以前的经济发展体系的认识。这样的调查有助于我们认识中国与世界在第一次现代化方面的差距,但是却有可能忽略关键–真正的差距到底在哪里—我们认为在于发达国家在实现了我们梦寐以求的工业现代化之后“所干的那些嘛”。如果不认识清楚这一点,中国自己的现代化完成之日,就是再一次落后并且被动挨打之时。

迄今为止,决策层在这方面最新也是最积极的表示是:要大力发展信息产业,争取在全球信息化竞争中有一席之地,同时用信息化带动工业化,用信息技术改造传统产业。

但是问题是,说来说去依然是信息化是表,工业化是里,现代化仍然是过去的那个现代化,只不过披上了信息经济的“外衣”。本来至少应该上升到两个现代化同时进行的高度,但是最终信息产业、信息经济还是被简单地看成了一种技术、工具,对发达国家60年代以来的变革实质根本就没有一个清晰、全盘的认识。如此执行,不知道能不能应付第二次现代化的危机与挑战?

答案是不能。原因很简单—发展才是硬道理,谁在前面谁强大规则就是谁的。愿意跟不愿意跟,是中国自己的事情,别人才不管你怎么着。发达国家的第二次现代化已经完成了,而中国还没有,或者还没想清楚要全心全意去完成,不落后挨打可能吗?
(胡延平)

2000

  -与发达国家“在同一条起跑线上起跑”的中国在“90年代赛程”中再次落后。90年代再次成为追赶信息浪潮途中失去的10年。

  -失误的关键在于执着于以工业化为指向的第一次现代化,而没有深刻认识到西方60年代以来以信息化为指向的第二次现代化。

  -中国与世界主要发达国家在信息化、网络化方面的发展差距不是越来越小,而是越来越大了,甚至不是一个数量级。

  -中国错过网络化最好的发展机遇。低潮来了,但是美国的互联网服务业已经发展起来了,而中国网络服务业刚处于幼稚期就面临寒冬。

  -距离以工业经济为指向的第一次现代化还有13年,距离以信息经济为指向的第二次现代化还有多少年?

  根据本报网络时代头版最新发布的各种统计数据,在全球信息革命竞赛的“90年代赛程”中,中国已经(再一次)严重落后了。中国与美国等世界主要发达国家在传统工业经济之间的差距正在缩小,但是如果以信息经济的种种指标来衡量,差距不仅没有缩小,反而有所扩大。江泽民主席在联合国千年首脑会议上的讲话中重点指出的“数字鸿沟”问题已经变得越来越严峻。

  -是不是在

  同一条起跑线上

  从表面上看,中国信息化起步并不晚。80年代中期市场特色的IT产业开始发育。以1993年12月国家经济信息化联席会议成立为标志,国家引导特征的信息化于80年代萌芽,90年代启动,与美国提出信息高速公路概念基本同步,起步并不晚。

  中国发展互联网的机遇一开始也不比美国晚,用一些留学归国人员的话讲,双方几乎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从阿帕网发展而来的互联网于1982年在美国建立,1995年则从研究和学术机构进入市场,开始充分商业化。几乎与此同时,1995年1月,中国电信分别在北京、上海设立的专线开通,开始向社会提供Internet接入服务。

  但是准确的讲,时至今日,中国已经没有“同时起跑的机遇”可言。在包括电信、计算机、网络等在内的信息产业发展的指导思想、运行机制方面,中国到了应该彻底反思的时候了。

  我们有必要澄清一个问题:在60年代电子工业、70年代集成电路、80年代电脑技术、90年代网络经济这四次中国人眼中的信息革命浪潮中,中国到底有没有像一些人所说的那样,每一次都和别人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

  -第一次现代化

  为了澄清这一问题,我们先看看另外一组对中国现代化水平与世界平均水平的比较统计。今年3月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一项研究报告指出,我国现在在120个国家中排名第66位、4项指标超过世界平均水平、达到现代化标准还需13年。这是该院社会学所社会指标研究课题组日前经过测算得出的结论。实现现代化的10项标准是由美国现代化问题专家英克尔斯于60年代提出来的,包括人均国民生产总值、非农业产值占国民生产总值比重、第三产业产值占国民生产总值比重、城市人口占总人口比重、非农业就业人口占就业人口比重、大学生占20-24岁年龄人口比重、人口净增长率、平均预期寿命、平均多少人有一名医生、成人识字率等20项。主持此项研究的社科院朱庆芳研究员说,这10项标准基本能反映现代化、城市化、社会化、知识化的内涵,概括了以人为本的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对各国均具有代表性和共性。

  这就是我们谈中国发展信息经济的基础:一个距离工业现代化———第一次现代化还有13年的国家。工业现代化在50年代甚至更早的时候就已经是发达国家的现实了。因此更准确地讲,中国第一次现代化的进程与发达国家有半个世纪的差距。在此意义上,中国与发达国家在信息革命的历次浪潮到来时并没有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

  -第二次现代化

  为什么是第一次现代化这样的提法?

  原因非常简单,我们只需要问一个非常“幼稚”的问题,几十年前已经实现了我们所追求的现代化目标的发达国家这几十年都干吗了?

  回答也非常简单,他们没有原地踏步而且也不可能原地踏步,而是获得了更加迅猛的全方位的发展。恰恰是通过我们眼中的信息革命的四次浪潮的洗礼,发达国家的经济从内到外发生了质的变化。这种变化从60年代开始,到90年代以美国经济率先进入信息经济、美国社会步入信息社会为标志,发达国家普遍踏上了发展分水岭。一旦全部越过,以信息革命为导向的第二次现代化将正式宣告完成。时至今日,以“经济全球化、资本自由化、产业信息化、信息网络化”等新四化为特征的第二次现代化已经如火如荼。而对中国来讲,国家向信息化的真正迈进只不过是90年代初以来的事情。

  能够比较客观的反映这场变革的是另一种测算体系。从1965年开始,一些学者尝试建立信息化指数模型来对信息化进行社会测度。信息化指数是在信息化指标体系基础上计算而得的,受到世人极大关注。这一指标体系选取了社会信息化活动中最有代表性的活动指标,包括人均年使用函件数、人均年通话次数、每百万人每天报纸发行数、每万人书籍销售网点数、每平方公里人口密度、每万人电话机数、每百人电视机数、每万人计算机数、每百人中在校大学生数、第三产业人数百分比,个人消费中杂费的比率。这些指标不仅是具体的,可以测度的,而且能够比较客观的反映一个国家社会信息化的总体水平。根据相关计算,1985年中国的信息化指数为37.88,预计2000年为145.3,而美国1965年为242.9,1977年为1006.9。中国的社会信息化程度仅仅处在美国60年代初的水平。两者差距在40年左右(这一测算在时间差距上中国工业化即将完成与西方信息化刚刚开始的巧合也非常清楚地证明了一点:单一技术、商业有可能跨越中间的某些阶段,但是整个社会的发展是不可跨越的)。

  -真正的差距到底在哪里

  与前面提及的社会信息化指数模型的测算方法相比,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调查是非常典型的对以传统工业经济为指向的现代化体系的调查,其测算指标基本上都是以传统现代化为参照系来制定的,从方法上讲反映的是西方国家对60年代以前的经济发展体系的认识。这样的调查有助于我们认识中国与世界在第一次现代化方面的差距,但是却有可能忽略关键———真正的差距到底在哪里———我们认为在于发达国家在实现了我们梦寐以求的工业现代化之后“所干的那些嘛”。如果不认识清楚这一点,中国自己的现代化完成之日,就是再一次落后并且被动挨打之时。

  迄今为止,决策层在这方面最新也是最积极的表示是:要大力发展信息产业,争取在全球信息化竞争中有一席之地,同时用信息化带动工业化,用信息技术改造传统产业。

  但是问题是,说来说去依然是信息化是表,工业化是里,现代化仍然是过去的那个现代化,只不过披上了信息经济的“外衣”。本来至少应该上升到两个现代化同时进行的高度,但是最终信息产业、信息经济还是被简单地看成了一种技术、工具,对发达国家60年代以来的变革实质根本就没有一个清晰、全盘的认识。如此执行,不知道能不能应付第二次现代化的危机与挑战?

  答案是不能。原因很简单———发展才是硬道理,谁在前面谁强大规则就是谁的。愿意跟不愿意跟,是中国自己的事情,别人才不管你怎么着。发达国家的第二次现代化已经完成了,而中国还没有,或者还没想清楚要全心全意去完成,不落后挨打可能吗?
(胡延平)

2000

  9月30日,由国务院第31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电信条例》正式公布施行。10月1日,业界盼望已久的《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审议通过后也正式颁布并施行。与今年以来颁布的多项政策一起,中国初步形成了信息产业面向未来的政策管理框架。一条一法颁布之后业内反响强烈,新政策不仅使得今后的发展有法可依,而且在市场准入等多方面有所突破,同时也表现出了相当的弹性、灵活性和空间预留意识。

  马上就有企业跟上。10月8日,总部设在英国的沃达丰公司捷足先登,与中国电信业最大的上市公司中国移动通信香港分公司签订了认购价值25亿美元中移动新股份的意向书,率先在打开中国市场的竞争中拔得头筹。沃达丰希望逐步增持中移动股份,可以由最初的约2%,最终增加至15%至20%。

  但是,作为对网络这一新生事物以及电信这一内涵、外延不断发生变化因而已经不再传统的传统产业的尝试性管理,新政策对产业、市场、技术的特性与走向的把握与业界并不完全一致。

  互联网信息服务业是否属于电信增值业务?

  新电信条例规定,九种业务属于电信增值业务:(一)电子邮件;(二)语音信箱;(三)在线信息库存储和检索;(四)电子数据交换;(五)在线数据处理与交易处理;(六)增值传真;(七)互联网接入服务;(八)互联网信息服务;(九)可视电话会议服务。其中(一)、(二)、(四)、(六)、(七)相对比较容易理解,但是(三)、(五)、(八),尤其是(八),也就是互联网信息服务也被称为电信增值业务,许可、备案制度都交由信息产业管理部门执行。

  互联网信息服务被明确列为电信增值业务纳入管理,既是此次政策最大的亮点,也可能是今后管理、执行工作的难点。《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称,“本办法所称互联网信息服务,是指通过互联网向上网用户提供信息的服务活动”。定义可以说非常宽泛,涵盖面极广,因为互联网上所有行为最终几乎都可以归结为“信息”。

  首先出现的一个问题是:对于绝大部分走上互联网的企业而言,商务与信息是截然不可分割的,因为交易可能就是信息,信息可能就是交易,包括电子货币在网络上的流动实际上就是信息的流动,如此说来所有的网络商务、电子商务都是电信增值业务。所以,信息产业管理部门最终会面临一个问题,本来是要管理信息,最后却变成了管理商务,而后者按道理应该是其他行业主管部门的事情。电信业属于公共产业,应该为整个社会服务才是,而不是充当整个社会信息网络管理者的角色。

  准确的讲,电信增殖业务严格意义上应该只包括在电信网络上开展的以电信服务为核心的基础业务之外的其他电信业务,说白了电信增殖业务仍然是电信业务而不是信息服务业务。电信增殖业务的重点仍然应该是电信而不是其他各个领域的信息服务,它只是利用电信网络来收取“通信”、“传输”费用,而不是利用“信息”、“传播”本身来获益。如果是,那么它们根本就不应该被算作电信增殖业务。至于非盈利性的互联网信息服务业务,就更不能够被称作电信增殖业务了。

  绝不能把信息经济装在信息产业的篮子里来管理,也绝不能用信息产业或者电信产业的视角来看待互联网,因为从1999年开始(美国从更早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互联网早已经开始走出IT,进入社会、经济的各个领域。社会各个领域应用互联网的历史潮流不可逆转。当我们把互联网的未来交给电信,我们最后得到的只有甚至没有电信,当我们把互联网的未来交给我们的经济和社会,我们得到将会是用发达的信息、网络武装起来的经济和社会,这就是电信和互联网的区别。

  所以,在对电信基础业务和电信增值业务进行辨析的时候,不妨更加粗浅直白一些:电信业务,就是现在的电信部门正在开展的那些业务。而电信增殖业务,就是传统电信部门现在没怎么开展而非电信部门正在开展的业务。这样,管理问题可能反倒简单多了。

  内容管理应不应该与信息服务管理画等号?

  官方公开报道称:为了加强对互联网内容服务的监督管理,防止有害信息危害社会,尤其是危害国家安全、社会稳定和公共秩序,有必要制定《互联网内容服务管理办法》(注意:中新社的这一则消息与随后公布的“办法”的名称有所不同,后者是《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所以从政策出台的主要背景看,“安全”是最主要的原因,或者对媒体特性的内容进行管理是主要目的。

  但是无论是过去、现在还是将来,媒体运作、新闻内容发布只是互联网成千上万种应用中的一种。内容服务也只是互联网信息服务领域一个非常小的子集。由于互联网过去在起步阶段信息极度匮乏的事实,以及起初的互联网只是一张信息网这一历史事实,还有ICP(互联网内容提供商)曾经成为一个发展阶段的主角,并且被人们误读为“第四媒体”。但是事实上即使ICP也不等于媒体,内容服务与媒体服务的范畴有很大区别。

  ICP只是互联网信息服务的一种形式,而且ICP的主导地位也只是网络应用的一个发展阶段。互联网最终是所有企业、所有个人的,所有的应用都可能在上面发生,而一旦发生肯定首先会以信息流的形式呈现出来,完全管理起来基本上是不太可能的。

  不过,对互联网信息服务、电信增值业务定义的争议,也反映出了人们对信息产业、对网络经济、信息经济非常模糊的认识,以及对于未来信息经济的产业结构划分的有限认识。

  事实上,在整个基于网络的经济结构中,电信只不过处于最底层,是应用平台而不是应用本身,是基础设施而不是产业经济本身,千万不要把它当成整个基于网络的国民经济本身。我们如果继续沿袭对电信业务的传统思路和传统定义,对基于网络的经济到底是什么以及如何管理还没有比较清楚的认识,最终得到的只能是一个阶段性的解决方案。这对发展是非常不利的。

  进而分析互联网。互联网既是一个新的网络,也是新技术,但更是新应用。当互联网是一张网络的时候,它与电信及其增值业务有关,当互联网是一种技术的时候,它与IT产业有关,当互联网是一种应用的时候,它只和具体的行业、企业、个人有关。

  互联网只是信息经济、信息社会的底层应用平台,它并不是应用本身,这也是互联网为什么既不是信息产业、也不是信息经济,更不是信息社会的原因。而信息产业并不等于信息经济、信息社会,信息产业管理部门能够管理的因而只应该是信息产业而不是信息经济。

  对内开放力度到底有多大?门槛还有多高?

  《中华人民共和国电信条例》规定:经营基础电信业务,经营者为依法设立的专门从事基础电信业务的公司,且公司中国有股权或者股份不少于51%。《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第十七条规定:经营性互联网信息服务提供者申请在境内境外上市或者同外商合资、合作,应当事先经国务院信息产业主管部门审查同意;其中,外商投资的比例应当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

  以上两条规定较以往大有突破,业界分析认为,它也意味着中国将首次允许私营企业合法地经营互联网和其他增值通信业务。但是受资金实力等因素限制,民间资本进入电信市场还有待时日,对内开放并没有在政策上超越甚至赶上对外开放。对外资来说,也是一种阶段性的有限开放。发展的门槛依然存在。

  对于沃达丰入股中国移动,有评论称:“中国加入WTO在即,开放电讯市场指日可待,但沃达丰却情愿斥巨资认购中移动少量股权,这反映出沃达丰不像其他公司那样认为,可以通过组成中外合资企业取得新的经营牌照。这种姿态反而显示沃达丰认为在中短期内,国内市场仍将处于垄断局面。

  许可备案制度的现实可操作性到底有多强?

  企业在网络上开展的各种活动必须随着市场、技术的变化不断调整,现在看这种调整的节奏是越来越快了。如果首期备案之后后期所有调整必须全部经过许可、备案,且时间比较长,因为阻滞所带来的企业、产业发展损失如何挽回?

  企业尚且好说,未来互联网将与每一个人发生关系,简单讲就像我们今天每一个人都要打电话、买东西一样。个人在互联网上发布信息、交流将非常普遍。每年在这方面发生的可以被今天的定义解释为非盈利性互联网信息服务的活动是个天文数字,而且范围、内容无时无刻都在调整、变化,如果每一次发布、每一个调整都必须备案,管理的难度将超乎想象。眼前最现实的一个问题就是:个人主页、个人网站以及提供虚拟空间服务的企业出路何在?

  今天对单一网站、单一信息源的管理看上去还比较直观,但是类似ICQ、即时信息、网络寻呼等网上行为如何界定,我们好像还不能将它们定义为信息服务业或者电信增值业务。尤其是未来类似的从终端直接到终端的互动信息传输还将层出不穷,相关一种软件就可以实现,一个人就可以主持,许可、备案管理制度如何鞭长能及。新的电信管理条例将可视电话会议服务列为电信增值业务,但是未来从技术上讲,任何一个企业甚至个人都能够通过软件在宽带甚至窄带互联网上实现这种业务,如果还是沿用过去的电信、网络概念,这些业务是根本管不过来的,那么允不允许发生?

  企业网站电子公告在投入一定资金、技术的基础上可以做到用户资料以及信息的备份,但是个人主持的交流性BBS如何实现这一点?是不是所有做不到的BBS都必须关闭?

  网络管理,面向未来还是面向过去和现在?

  仅就技术、应用平台而言,互联网迄今为止依然处于起步、发展阶段。从第一代到目前备受关注的第三代,互联网创新不息、活力无限。一个无法回避的事实是:经历多次技术、应用演进的这一新生事物,今后将释放出更加惊人的能量。眼前我们看到的窄带的、以信息流通为主要特征的、无力支撑大规模商业化应用的互联网还是一个幼稚儿,而未来它将成长成为我们社会真正强健的数字神经系统。第三代互联网从技术的角度讲具有五种特征:一是无所不在的应用终端;二是随时随地的移动计算;三是能够实现多媒体多业务的带宽;四是真正高度统一、开放的计算标准;五是个性化、人性化的界面和应用环境。如果说第一代、第二代互联网上的信息传播更多还具有传统传播纵向、信源单体对信源单体等特性的话,第三代互联网上的信息传播将肯定具有横向以及真正多对多的特性。大范围信息、服务的横向整合与提供将可能由系统自动提供,此时此刻的信息服务主体既不是单一的某一家网站,也不是单独某一家企业,所有的终端、用户都有可能是信息发布主体。那么,如何进行管理,或者说我们应不应该向第三代乃至更高级的网络应用平台迈进?

  所以,企业也好,政府也好,所有面向未来的管理和决策都必须考虑这种变化,因为在互联网的不断发展和升级过程中,产业的形态、服务的内涵都在不断发生变化,过去我们看到的信息服务与今天看到的信息服务截然不同,而今天的信息服务其实质与未来的信息服务从形式到内容、主体也都有所不同。充分认识现在的产业现状,并适当地把握一定的提前量,无疑是比较科学合理的决策方式。否则政策刚刚出台就落后于现实,执行起来各种冲突肯定不少。
(胡延平)

2000

  9月30日,由国务院第31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电信条例》正式公布施行。10月1日,业界盼望已久的《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审议通过后也正式颁布并施行。与今年以来颁布的多项政策一起,中国初步形成了信息产业面向未来的政策管理框架。一条一法颁布之后业内反响强烈,新政策不仅使得今后的发展有法可依,而且在市场准入等多方面有所突破,同时也表现出了相当的弹性、灵活性和空间预留意识。

  马上就有企业跟上。10月8日,总部设在英国的沃达丰公司捷足先登,与中国电信业最大的上市公司中国移动通信香港分公司签订了认购价值25亿美元中移动新股份的意向书,率先在打开中国市场的竞争中拔得头筹。沃达丰希望逐步增持中移动股份,可以由最初的约2%,最终增加至15%至20%。

  但是,作为对网络这一新生事物以及电信这一内涵、外延不断发生变化因而已经不再传统的传统产业的尝试性管理,新政策对产业、市场、技术的特性与走向的把握与业界并不完全一致。

  -互联网信息服务业是否属于电信增值业务?

  新电信条例规定,九种业务属于电信增值业务:(一)电子邮件;(二)语音信箱;(三)在线信息库存储和检索;(四)电子数据交换;(五)在线数据处理与交易处理;(六)增值传真;(七)互联网接入服务;(八)互联网信息服务;(九)可视电话会议服务。其中(一)、(二)、(四)、(六)、(七)相对比较容易理解,但是(三)、(五)、(八),尤其是(八),也就是互联网信息服务也被称为电信增值业务,许可、备案制度都交由信息产业管理部门执行。

  互联网信息服务被明确列为电信增值业务纳入管理,既是此次政策最大的亮点,也可能是今后管理、执行工作的难点。《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称,“本办法所称互联网信息服务,是指通过互联网向上网用户提供信息的服务活动”。定义可以说非常宽泛,涵盖面极广,因为互联网上所有行为最终几乎都可以归结为“信息”。

  首先出现的一个问题是:对于绝大部分走上互联网的企业而言,商务与信息是截然不可分割的,因为交易可能就是信息,信息可能就是交易,包括电子货币在网络上的流动实际上就是信息的流动,如此说来所有的网络商务、电子商务都是电信增值业务。所以,信息产业管理部门最终会面临一个问题,本来是要管理信息,最后却变成了管理商务,而后者按道理应该是其他行业主管部门的事情。电信业属于公共产业,应该为整个社会服务才是,而不是充当整个社会信息网络管理者的角色。

  准确的讲,电信增殖业务严格意义上应该只包括在电信网络上开展的以电信服务为核心的基础业务之外的其他电信业务,说白了电信增殖业务仍然是电信业务而不是信息服务业务。电信增殖业务的重点仍然应该是电信而不是其他各个领域的信息服务,它只是利用电信网络来收取“通信”、“传输”费用,而不是利用“信息”、“传播”本身来获益。如果是,那么它们根本就不应该被算作电信增殖业务。至于非盈利性的互联网信息服务业务,就更不能够被称作电信增殖业务了。

  绝不能把信息经济装在信息产业的篮子里来管理,也绝不能用信息产业或者电信产业的视角来看待互联网,因为从1999年开始(美国从更早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互联网早已经开始走出IT,进入社会、经济的各个领域。社会各个领域应用互联网的历史潮流不可逆转。当我们把互联网的未来交给电信,我们最后得到的只有甚至没有电信,当我们把互联网的未来交给我们的经济和社会,我们得到将会是用发达的信息、网络武装起来的经济和社会,这就是电信和互联网的区别。

  所以,在对电信基础业务和电信增值业务进行辨析的时候,不妨更加粗浅直白一些:电信业务,就是现在的电信部门正在开展的那些业务。而电信增殖业务,就是传统电信部门现在没怎么开展而非电信部门正在开展的业务。这样,管理问题可能反倒简单多了。

  -内容管理应不应该与信息服务管理画等号?

  官方公开报道称:为了加强对互联网内容服务的监督管理,防止有害信息危害社会,尤其是危害国家安全、社会稳定和公共秩序,有必要制定《互联网内容服务管理办法》(注意:中新社的这一则消息与随后公布的“办法”的名称有所不同,后者是《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所以从政策出台的主要背景看,“安全”是最主要的原因,或者对媒体特性的内容进行管理是主要目的。

  但是无论是过去、现在还是将来,媒体运作、新闻内容发布只是互联网成千上万种应用中的一种。内容服务也只是互联网信息服务领域一个非常小的子集。由于互联网过去在起步阶段信息极度匮乏的事实,以及起初的互联网只是一张信息网这一历史事实,还有ICP(互联网内容提供商)曾经成为一个发展阶段的主角,并且被人们误读为“第四媒体”。但是事实上即使ICP也不等于媒体,内容服务与媒体服务的范畴有很大区别。

  ICP只是互联网信息服务的一种形式,而且ICP的主导地位也只是网络应用的一个发展阶段。互联网最终是所有企业、所有个人的,所有的应用都可能在上面发生,而一旦发生肯定首先会以信息流的形式呈现出来,完全管理起来基本上是不太可能的。

  不过,对互联网信息服务、电信增值业务定义的争议,也反映出了人们对信息产业、对网络经济、信息经济非常模糊的认识,以及对于未来信息经济的产业结构划分的有限认识。

  事实上,在整个基于网络的经济结构中,电信只不过处于最底层,是应用平台而不是应用本身,是基础设施而不是产业经济本身,千万不要把它当成整个基于网络的国民经济本身。我们如果继续沿袭对电信业务的传统思路和传统定义,对基于网络的经济到底是什么以及如何管理还没有比较清楚的认识,最终得到的只能是一个阶段性的解决方案。这对发展是非常不利的。

  进而分析互联网。互联网既是一个新的网络,也是新技术,但更是新应用。当互联网是一张网络的时候,它与电信及其增值业务有关,当互联网是一种技术的时候,它与IT产业有关,当互联网是一种应用的时候,它只和具体的行业、企业、个人有关。

  互联网只是信息经济、信息社会的底层应用平台,它并不是应用本身,这也是互联网为什么既不是信息产业、也不是信息经济,更不是信息社会的原因。而信息产业并不等于信息经济、信息社会,信息产业管理部门能够管理的因而只应该是信息产业而不是信息经济。

  -对内开放力度到底有多大?门槛还有多高?

  《中华人民共和国电信条例》规定:经营基础电信业务,经营者为依法设立的专门从事基础电信业务的公司,且公司中国有股权或者股份不少于51%。《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第十七条规定:经营性互联网信息服务提供者申请在境内境外上市或者同外商合资、合作,应当事先经国务院信息产业主管部门审查同意;其中,外商投资的比例应当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

  以上两条规定较以往大有突破,业界分析认为,它也意味着中国将首次允许私营企业合法地经营互联网和其他增值通信业务。但是受资金实力等因素限制,民间资本进入电信市场还有待时日,对内开放并没有在政策上超越甚至赶上对外开放。对外资来说,也是一种阶段性的有限开放。发展的门槛依然存在。

  对于沃达丰入股中国移动,有评论称:“中国加入WTO在即,开放电讯市场指日可待,但沃达丰却情愿斥巨资认购中移动少量股权,这反映出沃达丰不像其他公司那样认为,可以通过组成中外合资企业取得新的经营牌照。这种姿态反而显示沃达丰认为在中短期内,国内市场仍将处于垄断局面。

  -许可备案制度的现实可操作性到底有多强?

  企业在网络上开展的各种活动必须随着市场、技术的变化不断调整,现在看这种调整的节奏是越来越快了。如果首期备案之后后期所有调整必须全部经过许可、备案,且时间比较长,因为阻滞所带来的企业、产业发展损失如何挽回?

  企业尚且好说,未来互联网将与每一个人发生关系,简单讲就像我们今天每一个人都要打电话、买东西一样。个人在互联网上发布信息、交流将非常普遍。每年在这方面发生的可以被今天的定义解释为非盈利性互联网信息服务的活动是个天文数字,而且范围、内容无时无刻都在调整、变化,如果每一次发布、每一个调整都必须备案,管理的难度将超乎想象。眼前最现实的一个问题就是:个人主页、个人网站以及提供虚拟空间服务的企业出路何在?

  今天对单一网站、单一信息源的管理看上去还比较直观,但是类似ICQ、即时信息、网络寻呼等网上行为如何界定,我们好像还不能将它们定义为信息服务业或者电信增值业务。尤其是未来类似的从终端直接到终端的互动信息传输还将层出不穷,相关一种软件就可以实现,一个人就可以主持,许可、备案管理制度如何鞭长能及。新的电信管理条例将可视电话会议服务列为电信增值业务,但是未来从技术上讲,任何一个企业甚至个人都能够通过软件在宽带甚至窄带互联网上实现这种业务,如果还是沿用过去的电信、网络概念,这些业务是根本管不过来的,那么允不允许发生?

  企业网站电子公告在投入一定资金、技术的基础上可以做到用户资料以及信息的备份,但是个人主持的交流性BBS如何实现这一点?是不是所有做不到的BBS都必须关闭?

  -网络管理,面向未来还是面向过去和现在?

  仅就技术、应用平台而言,互联网迄今为止依然处于起步、发展阶段。从第一代到目前备受关注的第三代,互联网创新不息、活力无限。一个无法回避的事实是:经历多次技术、应用演进的这一新生事物,今后将释放出更加惊人的能量。眼前我们看到的窄带的、以信息流通为主要特征的、无力支撑大规模商业化应用的互联网还是一个幼稚儿,而未来它将成长成为我们社会真正强健的数字神经系统。第三代互联网从技术的角度讲具有五种特征:一是无所不在的应用终端;二是随时随地的移动计算;三是能够实现多媒体多业务的带宽;四是真正高度统一、开放的计算标准;五是个性化、人性化的界面和应用环境。如果说第一代、第二代互联网上的信息传播更多还具有传统传播纵向、信源单体对信源单体等特性的话,第三代互联网上的信息传播将肯定具有横向以及真正多对多的特性。大范围信息、服务的横向整合与提供将可能由系统自动提供,此时此刻的信息服务主体既不是单一的某一家网站,也不是单独某一家企业,所有的终端、用户都有可能是信息发布主体。那么,如何进行管理,或者说我们应不应该向第三代乃至更高级的网络应用平台迈进?

  所以,企业也好,政府也好,所有面向未来的管理和决策都必须考虑这种变化,因为在互联网的不断发展和升级过程中,产业的形态、服务的内涵都在不断发生变化,过去我们看到的信息服务与今天看到的信息服务截然不同,而今天的信息服务其实质与未来的信息服务从形式到内容、主体也都有所不同。充分认识现在的产业现状,并适当地把握一定的提前量,无疑是比较科学合理的决策方式。否则政策刚刚出台就落后于现实,执行起来各种冲突肯定不少。(胡延平)

2000

  在网络业界流言、谣言、谎言"漫天飞舞"的7月盛夏,北京青年报的"CEO论坛"开坛了。开坛的第一件事是"开谈",但不是清谈—我们希望通过这一方园地,能够促使企业的头头脑脑们畅所欲言,一个问题接一个问题地与旁观他们的民众、管理他们的官员、怀疑他们的学界以及批判他们的媒体进行有效沟通。我们认为,在什么都习惯于简单化、表面化的传统思维之下,笼而统之地谈互联网、大而"话"之地分析网络经济,不分领域地域空域地讨论新经济,最终不仅不会形成有效结论,反倒会使人们深深陷入认识上的误区。彼此理解鸿沟的加大可能只是一个时代可以纠正的谬误,但是因为分歧而延误社会的发展将是一个国家不可挽回的错误。

  我们认为,撇开利益问题谈互联网是一种梦想,绕开机制问题谈新经济是一种狂想,忽视国情问题谈网络经济是一种臆想,忽略全球化竞争谈信息经济只能是一种猜想,回避传统经济的网络化也只能是一种设想,而网络业界曲解、逃避发展过程中遇到的各种质疑则是一种不健康的思想。

  网络问题需要用网络的思维去解决。网络是一种经济,网络经济是一个时代;一个时代的问题,无一不是全局性问题,无一不需要从整体上加以把握(这也正是网络发展引起广泛关注、争论的根本原因)。信息经济也好,网络经济也好,新经济也好,它们在中国的萌芽、成长需要面对的是全局性的问题,需要解决的也是全局性的问题,虽然它们自身还不能从全局层面解决问题。

  但是,"网络之大作于细",全局性问题的解决需要从局部着手。我们认为,需要通过发现、认知、分解,实现对全局性问题的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由此才有再次上升为整体认识的可能。而在分歧巨大、舆论混乱甚于产业混乱的今天,一个问题接一个问题的对话显然有助于我们形成整体认知。

  因此,"CEO论坛"的论谈,从社会与产业的对话开始。对于中国的网络企业团队而言,一开始意义可能只在于"拿什么堵上别人的嘴(或者拿什么去说服别人的心)",但是我们认为,让社会真正认知网络经济意义显然更为重大,因为产业未来的成长空间在社会那里,网络经济未来的发展命运也在社会那里。

  开坛之际,笔者以自己对于相关问题的粗浅理解,在此开列出目前亟待回答的50个问题,每一个问题后面有一段简短的引言,是我们对于相关问题的初步理解和角度界定,权作抛砖引玉。我们认为,这50个问题既是我们认知网络经济的关键点所在,也是网络经济目前在中国发展遇到的问题之所在,每一个问题都需要进行详尽的分析和阐述。希望各界关心此话题的人士踊跃参与这场世纪之初的"网络经济大讨论"。

  参与"CEO论坛",让我们一起直面网络经济的成长与烦恼,解析新兴生产力的裂变轨迹,寻找互联网发展的中国道路。

  -世界:当互联网成为一个时代

  1.互联网发展浪潮究竟出现在何种更大的背景之下?

  引言:经济全球化、信息网络化、资本自由化是目前愈演愈烈的三个世界潮流。互联网的发展则具有以信息网络化为先导、融三位于一体的特征。新自由资本主义、信息资本主义或者后资本主义的变迁与扩张动向是进一步认识相关问题的关键。

  2.互联网与全球化之间到底是什么样一种关系?

  引言:全球化的本质就是交易自由化,互联网则是以信息自由、资本自由为基础的交易自由的根本实现之道,技术、资本同途同轨,互联网是自由资本拓展无疆界商业,进行全球扩张的划时代利器。

  3.当网络成为一种新的社会形态,它将会具有何种特征?

  引言:在一个国家内部,与作为一种技术、商业或者经济不同的是,因为信息势能大小所形成的权力、权利差别,互联网确实具有财富的重新分配和权利秩序的重新确立功能,未来网络社会的财富中心将会位于信息中心和资本中心。

  4.网络时代的全球分工、产业分工将会有什么变化?

  引言:在国家与国家之间,资本与信息的中心就是未来的权力中心,发达国家在全球产业链中的位置仍然会以控制信息、生物等产业技术的研发等上游产业为主。而发达国家的资本市场对未来财富流向的决定能力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5.网络时代的产业链、价值链在国家内部将作何种呈现?

  引言:产业链、价值链的不同是网络产业与其他任何产业最大的不同,也是网络成为一种新的经济形态的最大理由。浮现中的数字经济也好,浮现后的数字经济也好,产业结构仍然处于成长、分化途中。但是可以肯定未来它将与整个国家经济的结构二位一体。

  6.网络将在多大程度上改变未来国际政治格局、全球权力中心的位置?

  引言:网络从根本上具有自由平等、权利分散、权力中心多元的特征,但是网络霸权不是不可能存在。自由平等没有绝对,是不是中心取决于参与度、发展度、控制度。未来世界霸权中军事霸权与经济霸权概念的解释将更加具体:知识霸权、信息霸权、资本霸权、技术霸权。

  -财富:当互联网成为一种经济

  7.网络经济到底有没有改变原来传统经济的一些基本规律?

  引言:现在的问题不是有没有改变,而是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改变了原有的经济规律。传统经济的基本规律仍然有效,但是并非一成不变。应该注意全球经济在信息化、网络化浪潮当中量变中有质变的现象。网络经济领域也确实有一些新的商业模型、规律出来。

  8.传统经济学理论是不是已经过时,无法解释新经济现象?

  引言:现在的主要问题不是传统经济学过不过时,而是"我们"的经济学过不过时,或者我们自己的一些经济学家那里的所谓的经济学过不过时。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分歧是一码事,有没有仔细研究新经济是另一码事。问题是现在一些主流经济学家当成了一回事,所以才会出现刚说完"现在还看不清楚",就敢下"网络经济是泡沫经济"结论的现象。

  9.网络经济到底是不是泡沫经济?网络泡沫究竟何时破灭?

  引言:网络泡沫不等于网络经济,经济泡沫也不等于泡沫经济,互联网公司不是网络经济的全部。网络经济也有周期,通过调整挤压泡沫不能说明网络经济的终结。倒在地上的将是没有竞争力、应该被淘汰的一些网络概念公司,而不是网络经济本身。

  10.如果说网络经济不是泡沫经济,网络经济与网络泡沫之间是何种关系?

  引言:作为纯粹的技术与应用,互联网不是泡沫,作为企业商业道路的互联网无所谓泡沫,作为一种崛起中的新兴产业互联网存在一定泡沫,作为一种新的经济形态互联网的泡沫要用"阶段性"的眼光去看待。网络经济整体上处于快速裂变、大幅度扩张阶段。

  11.如果说网络经济不是泡沫经济,网络经济的价值基础到底何在?

  引言:网络革命是信息革命的第二阶段。互联网从根本上改变了工业时代信息流、物流、资本流之间的关系。信息疆界的全球化、自由化不仅使信息本身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权力,而且使得全球范围内的物流、资本流改变了原来的流动特征。

  12.知本与资本之辩是不是网络经济的原问题?有知本家吗?

  引言:知本出现的过程其实就是信息力逐步显现的过程,所以称得上是对原问题的一个直观化、人性化、主体化的表述。知本是信息资本、知识资本的高级形态,因此也属于典型的一个概念(信息资本)两种表述(知本、知识资本)。从信息流决定物流、资本流的角度解释,信息流并不是一个抽象的没有主体的概念—信息的主体就是人—知本家,而知本家不一定都是企业家、创业者,成功的通过信息的发现与控制从物流、资本流中获利的人都是"知本家"。

  -中国:当互联网成为一个主题

  13.互联网在中国的发展给国家带来了哪些机遇和挑战?

  引言:信息网络化、经济全球化、资本自由化的确是危机,也是机遇。不排除信息自由扩散与资本自由流动未来的负面影响甚至危险。但是,不发展才是最大的不安全。中国正在进行的是以工业时代为指向的第一次现代化(传统现代化),目前存在两个现代化一起进行的机会,但是社会发展阶段不可逾越,网络只能革命不能赶超,要避免出现信息大跃进。

  14.中国存不存在不参与或者晚些参与网络革命的选择?有没有特立独行而不影响自身发展的道路可走?

  引言:网络的发展是不可逆转的历史大潮。信息革命是一场真竞赛,确实是在重新洗牌,工业文明相对于信息文明的落后与1840年农业文明相对于工业文明的落后道理是同一个道理,但命运可能是更悲惨的命运。所以,只有发展一条路,任何自闭于网络经济、信息经济、全球社会之外,自立山头、自成体系的想法最终都只能被历史的车轮碰得头破血流。

  15.互联网发展与中国改革发展之间究竟是何种关系?

  引言:互联网正在成为中国改革、发展的新动力。将发展网络经济上升为国家整体发展战略,不仅是中国直面信息经济的一次契机,也是改造传统产业的一次契机,更是打破产业分割,盘活沉淀在体制内的各种资源,通过体制内与体制外经济组织的充分对接改善经济运行机制的一次历史契机。

  16:网络经济与传统经济之间到底是什么样一种关系?

  引言:未来的传统经济就是网络经济。目前网络经济内部、网络经济与传统经济之间的横向整合、纵向垂直以前所未有的烈度进行。微观而言,企业业务链、价值链通过兼并、结盟等实现了横向扩展和纵向延伸,产业资源、生产力要素也由此重新配置,企业性质有所变化,网络经济的内涵也发生了质的跃升—网络真正开始成为经济,网络与现实、网络经济与传统经济之间的关系第一次变得如此紧密。网络经济开始蜕变成为虚拟与现实结合、传统与现代、技术与商业结合的经济。

  17.互联网在中国的发展处于哪一个阶段?

  引言:已经告别启蒙阶段。狭义.com时代行将终结,网络经济时代正式到来。站立蜕变潮头,人们终于看到互联网从90年代中期到现在已经走过了前两个发展阶段(网络产业在IT中孕育并走出IT,网络经济在IT与社会的结合部或者夹层中间快速分离),开始进入第三个阶段:网络经济与传统经济融合,互联网开始进入社会中心地带。

  18.互联网从产业形态来看有没有更为清晰、具体的概念?

  引言:中国的网络经济正在完成蜕变:网络概念越来越清晰,网络军团正在兵分三路,一路退回IT"为互联网做",提供研发、硬件、软件;一路在IT与其他各个新老产业之间形成市场潜力无比巨大的中间产业带,"做互联网",为其他产业提供各种互联网应用服务、解决方案;一路则进入各个传统产业以及在新诞生的行业里"用互联网做"自己的业务。

  19.中国网络经济发展与资本市场之间应该是何种关系?

  引言:网络产业发展与资本市场之间有着天然的共生性。但是中国境内资本市场非常不成熟,长期资本极少。企业在内地上市尚且有难度,在内地风险融资更是有难度。已经设立的诸多中资风险基金,大多行政色彩浓厚,与私营企业结合的可能性不大。部分网络投资带有上市公司炒作背景。由于后台资源不多,操作不规范,互联网公司的创业者大多也不愿意与这些"有钱人"合作。目前的危机,有网络企业自己的原因,也有"风险资本"短期行为与逐利心态作祟。网络曾经因股市而起,网络如今又为股市所累。

  20.目前在中国发展网络经济、电子商务是不是为时过早?引言:"好不好、能不能"是典型的一元思维,凡事一刀切。如果说发展电子商务有错误,那也不是电子商务的错误,而是我们自己的错误—太喜欢炒作或者觉醒太缓慢。不是电子商务太先进,太虚幻,太遥远,而是我们自己太落后,太功利,太近视。

  -发展:当互联网成为一种机遇

  以下问题较多,由于版面限制,不再加引言。

  21.一些分析称盘子其实很小,互联网在中国的发展规模目前到底有多大,互联网何时才能真正从边缘进入中心?

  22.中国入关将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到网络经济的发展?互联网与WTO又将如何影响中国?

  23.产业重新洗牌、财富转移在中国的具体表现以及深层次涵义是什么?

  24.互联网发展的利益圈层、网络经济的利益主体何在?

  25.互联网领域的权力消费现象将如何影响今后的走向?

  26.新经济在中国发展面临的敌意或危险因素有哪些?

  27.带宽瓶颈、资本瓶颈、管理瓶颈、市场瓶颈是不是网络经济的主要发展障碍?

  28.国家正在执行的信息化战略与民间的网络经济热潮之间是何种关系?

  29.网络经济与信息经济、知识经济之间是何种关系?

  30.互联网有没有中国道路可走,中国网络经济发展的本土战略、企业的本地化策略何在?

  31.作为幼稚的商业,互联网产业应不应该受到保护以及如何进行保护?

  32.作为潜力无比的商业,互联网经济应该如何大力拓展?

  33.作为"危险"的商业,互联网应该在多大程度上管制?

  34.网络经济的发展应不应该上升为整个国家的发展战略?

  35.业界自己对于互联网公司不赢利究竟如何解释?

  36.已经出现的互联网公司的长期发展策略到底在哪里?

  37.如何避免电子商务在中国的发展变成电子洋务?

  -危机:当互联网成为一个问题

  38.想落地又落不了地的情况下,网络公司如何由虚转实?

  39.想与传统经济融合却又融而不合的情况下,如何找到融合之道?

  40.如何理解本轮调整以及网络经济的经济周期?

  41.眼前的热潮会不会对今后的成长产生破坏性后果?网震烈度中国会不会大于美国?

  42.网络引发的社会风暴会不会成为网络经济的发展陷阱?

  43.如何理解一些经济学家对于网络经济的怀疑与批判?

  44.如何理解管理?如何协调好创新与体制之间的关系?

  45.如何克服正在到来的网际文化、法律、政治、经济冲突?

  46.如何应对网络发展所引发的商业安全、国家安全问题?

  47.2000年是力量对比分化之年,分化具体将如何进行?

  48.网络公司批量上市可不可能以及如何成为可能,大部分上不了市的互联网公司应该做好、已经做好那些准备?

  49.兼并、结盟浪潮将在多大程度上促进网络经济的整合?

  50.失范、无序、恶性竞争会不会引发行业震荡、萧条?

  以上50个问题,分别着眼于网络经济在中国发展的远景、中景、近景,聚焦于网络经济在中国发展的宏观、中观、微观难题。希望能够得到业界的有力回答。现实催生了大家的疑问,急迫的现实等待你们的回答;历史等待着你们的回答,正在发生的历史需要跨越认知的难关和理解的鸿沟,我们社会对于网络经济的整体判断将影响到网络经济的成长空间。同时,充满怀疑与偏见的批评舆论也需要你们去回答。CEO们,此刻既是舆论倒网运动的活动时间,也是你们的发言时间。
(胡延平)

2000

  改革的环境正在被眼前的“泡沫”改变

 

  网络经济推动制度变革,是指生产力的发展正在促进生产关系进行调整。

  1978年以来的改革实践已经充分证明,等到一种制度彻底调整到位了再去谈发展是不可能的。无论是所有制结构的变革,还是计划、市场在社会资源配置、财富分配方面主导地位的迁移,都经历了一个从暗处到明处,从边缘到中心,从行为到制度的过程。不能绝对的说制度的调整是第一位的,也不能绝对的说新的生产力的发展是第一位的。两者缺一不可。短期内在制度的调整、决策相对滞后的情况下,对制度创新有着天然要求的新的生产力的发展可能从局部首先改变并推动制度创新。制度与以网络经济为先导的新的生产力的发展之间的关系不是对立的关系,而恰恰是相辅相成的关系。

  马克思主义理论认为,历史上一些重大而又关键的技术进步、生产力飞跃往往会导致生产关系的大幅度甚至根本性的调整,互联网就是这样一种技术。网络经济、信息经济就是这样一种生产力。

  从中国目前的情况来看,这个过程正在活生生地上演。被许多人称之为“泡沫”的互联网正在一点一点地使我们生存的环境发生改变。

  如本文第一部分所言,互联网的发展正在实现体制内与体制外存量、增量资源的盘活、对接、融合。使因为沉淀已久可能彻底丧失价值的体制内资源流动起来。网络正在改变传统经济的商业模式,推动业务流程重组、生产要素重组,进而推动传统经济的转型。在推进经济结构调整、产业资源优化配置、提升效率方面,网络经济的一些特征甚至与“两个转变”所提出的要求有着惊人的一致。

  除了前面讲的实现资源盘活、体制内与体制外循环打通之外,网络经济还激活了中国风险资本市场、启动了民间投资。风险资本属于长期资本。体制外长期资本的出现对于中国发展新兴产业意义重大。网络经济正在推动财富从传统产业向新兴产业的转移。

  网络经济从客观上让人们认识到:国民经济发展应该按照新的目标体系来建构,应该随着世界潮流的变化而调整。传统意义上以工业现代化为核心的现代化目标体系值得反思,信息经济与工业经济之间的关系值得思考。至少政府宏观决策应该对全球范围内出现的发展新动向有所反映。

  网络经济的发展也即将让人们认识到,整天在人们眼前晃来晃去的那些家互联网公司决不是网络经济的全部,也不是网络革命的主体。打造网络社会的几种力量,包括传统IT产业。包括传统电信工业。包括互联网公司这样的时代急先锋。包括其他各个传统产业。包括加入网络经济大循环的资本市场。包括教育、传媒等知识产业,更包括政府。

  网络经济的发展正在改变资本与劳动力之间的关系,也正在对整个社会的分配体制产生冲击,而分配制度是传统经济体制的一大根基。从风险投资对创业者价值的高度肯定,到方正、联想、四通、新浪们通过实施认股权证造就一大批百万富翁,这些50年来在中国才刚刚开始发生的事情,对我们社会最大的贡献在于:对“人”字重新作出了解释,对知识重新进行了定义,对传统的按劳分配理论从根本上、从正面提出了挑战。如今,这种挑战已经开始发生作用,有关方面据说可能出台新的政策:新创办的高科技企业当中技术、智力所占的股份由创业者与投资者自己协商确定,而不是象原来那样由国家规定不得超过30%。发展二字已经让许多人明白,原来的那套东西早已经行不通了。在去年举行的知本家风暴研讨会上,有发言者明确提出:劳动需要重新定义,知识也是一种资本,我们对按劳分配与按知分配需要进行区分和选择。科技部部长朱丽兰在此背景下强调,长期以来我国在分配体制上强调按劳分配,但是按劳分配内涵决不仅仅是劳动量积累,更主要的是劳动的最终产品和效益,是劳动价值的市场体现,这也是现代劳动最本质的要求。因此,按知识分配应成为按劳分配重要内容。

  网络经济的发展为知识在我们社会中间重新找到了地位,把我们的注意力引导到了科技、信息、未来、创业、发展这些词汇上。相信1995年的时候,我们绝不象现在这样关心这类话题。我们的大学也不会想到让学生们了解什么叫E-commerce。对于崇拜知识英雄、网络精英的那些年轻人来说,信仰科技、信仰知识、信仰资本,总比信仰权力以及单纯的信仰金钱要好得多。80年代涌现出了许多文学青年,90年代涌现出了许多科技青年,前后是两个不同的时代。

  网络经济正在为消费者提供花样繁多的廉价物美的新服务。从E-mail、IP电话到移动商务……我们将会从网络经济的发展当中享受更多好处。更重要的是提供这些服务的那些企业。在风起云涌的网络经济热潮中,我们发现中国正在形成一支从传统IT业到网络产业再到传统经济的,有一定质素且运作方式与国有企业完全不同的企业团队。

  网络经济的发展正在使我们的社会变得更加透明,信息传播更加快捷、畅通,正在一点一点改变原来的商业、文化、权力秩序。拿市场领域内出现的一些新现象为例,“消费者主权”之所以能够形成就是因为消费者实现了对消费信息的充分把握。信息的自由流动、透明传播与腐败自古以来就是天敌。电子商务的规范运作、透明交易则对传统商业领域拖帐赖帐、内部回扣等提出了挑战。

  网络、信息经济的发展正在打造中国的中产阶层。社会结构的安排中有一个庞大的中间阶层,是社会走向稳定的重要结构因素。中间阶层是介于社会高层与低层之间的缓冲层。当它成为社会主体时,社会高层与低层之间的冲突就会减缓,这是社会稳定的政治原因。中间阶层在社会上代表着温和的意识形态,当这种意识形态占据主导地位时,极端的和激进的思想和冲突论就很难有市场。这是社会稳定的思想原因。同时,中间阶层也是引导社会消费的主要群体,当中间阶层占社会多数时,他们的生活方式就保证了社会广大稳定的消费市场,这是社会稳定的经济原因。如今,OPTION已经给中国造出了成千上万的百万富翁。

  在网络所带来的我们与外部世界在商业、文化、资本、信息、人才等不同层面的对接过程中,中国悄悄加快了自己的全球化进程。中国融入国际社会的步伐开始加速。21世纪对于中国来说,融合而不是对抗才是生存之道。互联网与WTO是未来50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危险”因素,但更是推进社会改革、经济成长的主要动力。网络经济正在中国范围内重新洗牌,WTO将在全球范围内重新洗牌。两者在全球化、自由流动、市场化等方面是高度一致,相互作用的。

  即使从政府、意识形态角度讲,互联网也未必是一种压力。在日前举行的一场研讨会上,北京的一些学者认为,根据目前互联网在中国的发展状况看,政府完全可以利用互联网的优势对新闻开放进行进一步的尝试。因为新闻开放并不仅仅意味着外面的新闻进入中国,更重要的是让中国的民族文化通过新闻形式充分地向世界展示。在这个意义上看,与其说互联网是对中国政府新闻控制的挑战,倒不如说是对中国文化能否借助互联网用新的方式向外进行广泛传播的挑战。从另一方面看,目前网络上文字鲜活、节奏感强的文风,以及对信息的敏感性和处理速度,也对主流媒体的僵化文风和反应迟钝构成了无形压力。因此,如果政府能以一种自信的态度对互联网在中国的发展进行扶持和积极参与,不仅可以对维护中国文化安全、弘扬中华文化产生积极的意义,而且中、长期的经济收益也一定是看好的。

  以传统媒体出现的变化为例。去年4月15日,国内23家有影响的传统媒体网络版联手通过了《中国新闻界网络媒体公约》,会议对外称此举吹响了中国媒体保护自己网上信息产权的号角,媒体的报道是“传统媒体反击网络媒体”。那个时候的传统媒体对网络的态度多多少少有些“敌意”。但是一年之后的今天,传统媒体自己却开始抛却种种顾虑,纷纷开始了自己的融资、挂牌、上市的网络商业计划三部曲。

  1997年开始的“网络版”热潮是传统媒体的第一次网路总动员,而2000年初以来的网络版独立化、商业化热潮被称为传统媒体的第二次网路总动员。不少网站突破原来仅仅只是在网上做一个传统媒体的“网络版”的初始概念。改变了原先观望、等待甚至敌视的消极心态。不少网站想以此实现曲线上市。此间有分析认为,在现行报纸管理体制之下,报业经营触角向网络的延伸不仅开拓了生存空间,实现了“报纸”向“媒体”以及“报业”向“传媒业”的转变,而且短期内为资本运营、资源经营找到了另一个突破口。传统机制下相对封闭的产品经营终于和读者、广告客户之外的外部世界有了资本、信息接口。互联网,此时此刻成为传统媒体撬动体制内资源的力量新支点。报业产业化、报社企业化的道路也许就在其中,报业之间的资源共享、资产重组也许因此成为可能。

  政府正在以改革推进网络与发展

  两会期间朱总理在谈到电信产业对内开放时说:“我们能够对外国人开放,为什么就不能对我们中国人自己开放,这不合逻辑嘛!”

  今日的互联网不是昔日的PC,今日中国不同于一水之隔的美国。互联网的崛起正式宣告了信息经济的形成,而信息经济从根本上讲是一种社会形态。从工业经济到信息经济,是社会形态的历史交替。对尚处于前现代化、工业化途中的中国而言,制度的变迁重大而又艰难。朱总理所言的电信开放,表面上是个市场问题、经营权问题,实际上是个体制问题。至少是个非国有资本有没有公平竞争权利、有没有资格进入核心产业的问题。

  细看网络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正在经历从“变态”到“常态”,从“边缘”到“中心”,从“显性”到“隐性”等几个方面的变化。2000年以来的无数事例表明,想要绕开管理、绕开国情、绕开制度、绕开阻碍发展的种种社会因素是不可能的;网络经济的深入发展没有政府的参与、本地资本市场的支持、传统产业力量的介入以及一个大的社会基础的支撑也是不可能的。有着政府介入的网络产业在有些问题上可能难遂人愿,但是没有政府支持的网络最终难以发展成为“经济”或者主流经济。这是网络问题成为社会问题的另一重涵义。过去我们谈互联网,更多时候是在谈商业模型、资本运营、文化冲击,但是今后,也许我们不得不多谈一些政府和政策。

  政府是改革的推进主体,也是发展网络经济的推进主体。从中国的现实看,政府不仅继续主导着国有资源、国家资本的流向,而且对网络经济新生产力的发展从根本上拥有裁决权。创造环境也罢,促进融合也罢,网络无论作为企业、产业还是经济、社会,其发展都离不开政府。

  对于网络经济的发展环境,曾经有人如此评说:今后几年内,产业的行政分割以及国家资源、资本市场的有限开放不可能在一瞬间改变,对民间性质的互联网企业而言,资源的共享只是一种奢望。在阶段性入关这一历史进程的前半部分,权力短期内不可能退出市场的。

  必须承认,有一小部分人上非常不愿意中国加入WTO,也是非常不愿意中国发展互联网和信息经济的。但是,政府应该而且最终也能够清醒的认识到潮流之所在。政府的决策与支持,也可能有助于解决这些问题。

  话说回来,政府的角色应该是创造环境,建设平台,而不是直接参与比赛本身。不要什么时候都要来点政府行为,不然不足以表现重视程度,什么时候都要来点国家队。发展IT不是误区,网络经济时代不可错过。孙中山有一句话说的明白: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

  最新消息表明:政府将加快国家信息化进程,全力推进基础设施、电子商务等领域的发展。

  塑造改革与发展的利益主体、推进主体

  网络经济的发展将推动中国经济有力增长。从全球范围内看,互联网的发展意味着信息革命进入第二阶段。互联网的发展不仅意味着网络产业的形成,更意味着网络经济的出现。互联网最重大的作用就在于它能够快速推动社会、经济的信息化,提高竞争效率,发展生产力,推动生产关系进行调整。

  中国经济“软着陆”之后,出现了所谓通货紧缩的困难局面。中央在刺激内需、扩大消费方面力度很大,但收效并不明显。舆论界的判断是:改革失速,或者说失去原动力。但是何以失速,学界众说不一。

  让我们首先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利益结构的变动中去寻找答案。有关调查表明:由于暴富阶层与相对、绝对被剥夺阶层之间的分化,社会心理与改革初期那种近乎献身的热情形成鲜明对照。人们宁可放慢改革,也不愿加大自己的生活或心理压力,更不要说利益受损了。居民家庭收入差距在进一步拉大,相当一部分家庭呈现减收趋向。支持改革的社会基础正在减弱。过去居民在改革中的普遍受益是以经济的高速持续增长为前提的,而这种持续高速增长的态势很难在今后10几年中得到保证。

  昔日改革的推进主体各级政府部门由于机构改革等原因反过来成为被改革的对象。由于种种原因,权力机构改革难以从根本上奏效,权力不仅不愿意退出市场,而且在某些方面开始与资本加速“合流”。这也是改革失速的重要因素。

  渐进式改革无力“破壁”,粗放式增长潜力挖尽。90年代中期以前,以放权让利等为特征,中央与地方之间、体制内与体制外之间的存量重新分配为经济的增长释放了巨大的能量。然而进入90年代后期,改革进入深水区,表层改革始终难以向体制深层突破。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

  改革的利益主体问题值得关注,塑造改革的利益主体、改革的长期支持群体旨关重要。塑造有能力参与全球竞争的高度市场化的中国企业团队旨关重要。在国有经济全面退缩的情况下,如何打造中国民族经济的脊梁重要非常。利益主体是改革最重要的推进主体,企业团队和产业群是最重要的竞争主体。技术是我们社会的发展引擎,有活力的企业是我们民族的财富机器。此时此刻,管理层必须明确的一些问题是:在国有经济活力下降、份额日益减少的情况下,拿什么作为参与全球竞争的经济主体(即所谓民族脊梁)?在改革失速、经济涨幅下跌的情况下,拿什么作为推动或拉动国民经济长期健康增长的产业主体(即所谓支柱产业)?在全球信息经济一浪高过一浪的情况下,拿什么作为对抗信息霸权的科技主体?在全球化空前削弱民族国家管制能力的情况下,拿什么作为应对人才、资本外流的财富主体?在传统社会中间阶层日益消散,改革的社会基础日益削弱的情况下,拿什么作为坚决支持变革的利益推进主体和维护稳定、增长的“群众基础”?(胡延平)

2000

  历史上一些重大而又关键的技术进步、生产力飞跃,往往会导致生产关系的大幅度调整,互联网就是这样一种技术。网络经济、信息经济就是这样一种生产力。互联网将与WTO一起,成为未来50年改变中国走向的两种由外而内,再由内而外的驱动力量。

  网络产业与传统经济的融合,意味着体制内资源第一次与体制外资源有了纯市场意义上的通道、接口。对体制外存量、增量的发展,视而不见的做法是极不现实的,管制的结果只能是遏制发展,代价惨重。将发展网络经济上升为国家整体发展战略,不仅是中国直面信息经济的一次契机,也是改造传统产业的一次契机,更是打破产业分割,盘活沉淀在体制内的各种资源,通过体制内、体制外两种经济组织充分对接改变畸形经济运行机制的一次历史契机。

  互联网的崛起正式宣告了信息经济的形成,而信息经济从根本上讲是一种社会形态。从工业经济到信息经济,是社会形态的历史交替。网络经济的游戏规则与我们目前的游戏规则不是同一个东西。无数事例表明,想要绕开管理、绕开国情、绕开制度、绕开阻碍发展的种种社会因素是不可能的;没有政府支持的网络最终难以发展成为一种“经济”或者主流经济。

  第三次浪潮:从边缘走向中心,介入洗牌

  1995年1997年,是互联网在中国发展的初始阶段,最初的浪潮普及了一种概念,建成了一些基础设施体系。1999年1999年,在风险投资的推动下,互联网在中国的发展迎来了第二次浪潮,所谓“网络产业”开始成行成市,商业模型进一步多元化的背后是互联网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开始从游离走向融合。从2000年开始,随着具有分餐特色的主流经济网络化速度的急剧加快,以及电子商务、高度垂直、无线、宽带真正成为企业发展核心要义和产业主题,中国迎来了互联网发展的第三次浪潮。从浪潮的宽度与广度讲,第三次热潮的社会基础要远远超过前两次浪潮。除了上述特征,第三次浪潮的几个标志是:在政治、经济、思想以及文化等诸多层面,互联网开始真正从边缘走向中心。其中的表现不仅仅在于代表自由市场经济和新生产力的互联网力量对社会话语权的争夺,更在于互联网力量(或者打着互联网旗号的其他社会力量)开始从资本、资源等层面全面介入洗牌游戏体制内存量的大胆切分和体制外增量的热切追逐。正是因为“主流”的参与,主流经济网络化才凸现为2000年网络经济的重大发展主题。种种迹象表明,掌控主要社会资源的主流经济、决定经济改革走向的传统经济学家等阵营已经开始分化。

  从促进生产力要素重新配置、产业结构升级,推动生产关系围绕市场、资本、新技术大幅度调整,实现体制内存量、增量与体制外存量、增量之间的对接与盘活,以及实现国民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转型等意义上讲,互联网已经开始成为中国改革、发展的新动力。

  主流经济网络化:虚拟与现实深度融合

  有人把1995年以来商业internet在中国的几个发展阶段的划分为蒙昧时代(拓荒)、劝说时代(孤独的启蒙)和今天的众声喧哗时代。从接入为王、内容为王、应用为王、服务为王到商务为王,中国互联网服务业在不同阶段有过一些不同的提法,实际上反映了当时的发展热点、舆论焦点,以及业界对互联网认识由表及里的变化。另一方面,也动态的反映了互联网逐步成行成市,成为产业、经济的全过程。从互联网与社会关系的角度讲,1995年到2000年,网络是一部在传统IT产业中孕育,在IT与社会之间的边缘地带爆炸式成长,又最终与其他产业走向深度融合的三步曲。现在,这种带有分餐色彩的融合已经开始。互联网走出IT,与整个社会经济进行深度结合的过程,既是网络经济进一步分蘖、走向纵深的过程,也是逐步消除泡末、安全落地的过程。从网络经济发展态势来看也是这样一种趋势。将来并不会有脱离社会经济的网络经济,也不会有脱离网络经济的经济网络。网络经济不是纯粹的虚拟经济,而是虚拟与现实的结合。

  网络产业与传统经济的融合,对于美国和对于中国的意义在有些层面是不一样的。对于中国而言,它意味着民间、市场色彩较为浓厚的发展主体与国家、权力色彩较为浓厚的发展主体之间的资源、资本第一次有了产业意义上的高度畅通的双向流动通道,体制内资源第一次与体制外资源有了纯市场意义上的接口。最最关键的是,无论是以增量还是以存量形式存在的体制内财富、资源,现在有了非常清楚的流向:新兴产业、自由市场。从这个角度来看,互联网毫无疑问将在一定程度上主导下一个阶段的产业、经济走向。

  整合体制内资源:重组、盘活大于分餐

  时任北京南洋林德投资顾问公司总裁的温元凯与IDG技术创业投资基金副总裁李建光日前在某媒体有一个谈话,主题叫做“资本整合中国互联网”,温元凯认为:“目前在北京、上海每天有几十家互联网公司诞生,都希望来抢互联网这块蛋糕。总的来说应当从正面看,社会上关于互联网是泡沫的说法,不足以成为阻碍我们发展互联网的理由。因为美国互联网的发展已经成为新经济最强有力的增长点,是真正的产业化而不是在“作秀”给别人看。我认为中国互联网的发展,会直接关系到中国经济改革核心之一的调整产业结构问题,而我们现在最困难的也正是调整产业结构”。

  其实,温元凯的谈话说出了一部分问题,但是没有讲清楚问题的实质。调整产业结构的过程实际上是资源重新配置、存量重新分配的过程。在今天就是用网络经济这一时代赋予的概念之“壳”,用来自资本市场的支持和投票,重新洗体制内存量资源这张大牌。温元凯的谈话内容总结、提升一下,用另一句话来概括也许更为准确“互联网整合中国存量资源”,或者“互联网整合中国产业结构”。从存量与增量,体制内与体制外的角度来分析2000年以来互联网在中国的发展热潮,我们会发现,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过程已经开始发生。

  互联网,一个存量盘活与增量切分的千年神话。对于主流经济网络化而言,存量盘活的意义要远远大于增量切分,甚至可以直接这样说:网络这支增量意义上的概念股,前期最大的价值在于将体制内僵化的、沉淀在夕阳产业的诸多存量盘活,实现体制内与体制外经济组织在资源、资本等层面的对接、流动。从目前互联网在中国的发展热潮当中主流经济参与的广度和深度来看,确实存在这样一种可能。

  对体制外存量、增量的发展,视而不见的做法是极不现实的,管制的结果只能是遏止发展,代价惨重。如何变堵为导,化势能为动能,打通体制内外的资源通道应该是眼下首先应该着手的问题。否则经济基础与经济制度之间的关系将会越来越紧张。互联网的发展并不是人们想象中的那样空泛、危险,关键在于如何顺应潮流、因势利导、为我所用。将发展网络经济上升为国家整体发展战略,不仅是中国直面信息经济的一次契机,也是改造传统产业的一次契机,更是打破产业分割,盘活沉淀在体制内的各种资源,通过体制内、体制外两种经济组织充分对接改变畸形经济运行机制的一次历史契机。

  资源的体制性割裂:中国经济的一道死结

  改革开放20多年来,围绕体制内存量盘活,曾经出台过无数决策,然而收效都不是很大。股份制改革曾经是所有努力当中最有希望的一种,但是最终因为内部人控制等因素,没有完全按照市场原则操作,也没有和资本市场实现纯市场意义上的对接,加之资本市场本身发育不良,产权市场迟迟难以形成,所以成效并不是很明显。

  到现在为止,计划体制的僵化与分割依旧存在,让各种资源、生产要素“流动起来”的问题依然没有解决。最为突出的一个问题是:表面上处于一个大市场,是同一个国家的经济主体,但是实际上“体制内”与“体制外”的经济活动始终处于相对割裂状态。

  割裂的具体表现是:资本、技术、劳动力等生产要素始终难以通过市场充分流动起来,在两种经济组织之间自由交易、自由配置。从最初的价格双轨制一直到现在,发展市场经济始终没有解决的一个问题就是:通过建立公平、统一的交易规则,塑造平等竞争的发展环境;通过不同层次的市场发展与保障体系的建立,为资源通过市场自由流动、优化配置塑造顺畅的通道。目前的现实是,在中国国内市场当中,存在着两种经济主体:国有与非国有,二者在产业资源的占有、从资本市场那里享受的待遇方面处境完全不同。比之产业待遇、市场待遇,政策待遇不一致造成的市场混乱更为严重。

  由于社会保障等制度依然严重偏重于体制内经济组织,体制内产业萎缩甩出来的劳动力资源在体制外就业缺乏保障,再就业因此困难重重。也由于产业待遇、市场待遇、政策待遇有限,体制外经济的发展速度有限(20多年来民营企业发展速度远远低于三资企业),因此对从体制内甩出来的劳动力没有足够的吸纳能力。

  据统计占国民经济75%比例的体制外经济组织,与占25%比例的国有经济组织相比,前者每年能够得到的财政、金融支持不到后者的5%。但是国家金融、财政部门向经济领域投放的资金需要好的企业、好的项目,体制内经济组织承接能力明显有限,而资金大量改投到体制外又不可能。在这方面,资本的不合理配置、恶性循环所产生的后果,与股市为国企改革服务的后果是一样的:储蓄居高不下,民间资本市场迟迟难以启动,资本介入国民经济大循环通路受阻,效率低下。可以说,只要产业不开放、市场不准入、经营不特许、资本不自由、规则不平等的割裂体制不改变,民间资本的拒斥心态就不会改变,国家资本自拉自唱、恶性循环的现状就不会改变。市场意义上的资本市场迟迟难以形成气候,长期资本市场始终发育不良,民间投资迟迟难以启动,资本市场的资源配置、产业结构调整功能就会严重受限。最终造成经济结构的严重扭曲。

  互联网:促进自由、开放的经济体系的形成

  90年代中期开始,尤其是1998年以来,社会舆论当中出现了许多与信息产业相关的空前激烈的讨论。福州陈氏兄弟私设IP电话被查处一案,各地媒体持续声援达一年多时间。山东沈洪嘉教授抨击资费问题,引发全国范围内的电信批评热潮。民营ISP行业全行业死亡,业界集体声讨电信垄断。广电涉足数据通信业务,电信全力反击,双方地方部门甚至为此大打出手。高速互联网挑战中国电信,“网通”一出各界纷纷给予厚望。第四媒体转载、自采新闻,有关部门及传统新闻媒体合力“规范”。中美WTO谈判前后,吴基传声称要处理境内违规外资ICP、ISP。互联网公司海外上市,大卸八块还是免不了一波三折。表面上看,这些只不过是不同时期的新闻话题,实际上则是以经济转型为核心的社会转型过程中新旧体制、观念、利益主体之间的激烈交锋。这些交锋,是一个时代与另一个时代的交锋,是信息社会与前工业社会两种社会之间的交锋。垄断与自由、封闭与开放、改革与保守、权力与资本构成了这场交锋的两个阵营。

  具体到网络经济的发展前沿,目前表现为以下多种矛盾。在网络经济的自由开放与官方决策的保守封闭之间,在重新洗牌的全球化浪潮与民族国家的安全、独立之间,在资源、产业的横向整合要求与目前产业的行政分割体制之间,在网络文化的多元、发散、创新、颠覆特质与现存文化一元、权威、集中、继承特质之间,在资本的自由流动与资本的国家管制之间,在资本市场的强烈需求与有限供给之间,在传统产业渐进增长下形成的管理机制与网络经济爆发式增长的客观要求之间,在政府主管、主抓甚至主办的习惯与网络经济的市场驱动、自由扩张特质之间,在信息的自由流动与意识形态的信息管制之间,诸如此类的冲突已经到了非解决不可的地步。

  之所以会发生这些冲突,原因在于网络经济的游戏规则与我们目前所身处的游戏规则不是同一个东西。网络经济发展的背后是相关产业的高度融合、传统产业的改头换面、经济组织的自由竞争、资本市场的快速发育、资本的高度自由流动,以及体制的深层次调整。从技术的角度讲,网络经济的发展意味着三网合一,三C合一,从产业角度看是传统产业和新兴产业中存量的流动、盘活与增量的切分。资源的大范围重新配置在此天经地义。此外,网络经济还要求教育产业全面改革,要求传统媒体成为促进信息自由、充分传播的现代媒体乃至知识产业。

  制度问题绕不过去:网络经济呼唤改革

  网络对中国经济进行战略性重组是历史的必然。但是这一切并不能自动到来。

  网络经济呼唤制度变革,是从生产力发展要求生产关系进行调整的角度来讲的。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理论迄今依然是对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等方面关系的最精辟的论述。如果把网络经济比作一枚金币,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便是这枚金币的此面与彼面(注:不是正面与反面)。网络经济的发展从一开始,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相互作用便密不可分。

  3月底以来,发生在姜奇平与吴敬链之间的一场“泡沫与制度之辩”,表面上双方观点分歧严重,交锋空前激烈,但是实际上并没有根本的对立,只不过彼此对新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互动关系的理解角度有所不同,结论才有所不同。吴敬链先生并没有从根本上否定网络产业、新经济的意思,只是说目前的热潮当中有许多泡沫,美国的情况和中国有所不同,中国股市上正在爆炒的许多网络股与美国的网络股不是一回事。“当前的美国经济的确已经与过去不可同日而语;但也觉得美国经济界人士对泡沫成份的警惕很有道理……当前美国经济既有新经济的内容,也存在泡沫的成份。”

  吴敬琏认为,中国当然要发展高科技产业,但是“我们必须懂得,高技术产业的最主要特点在于:在诸种生产要素中,人力资本对高技术产业的发展起决定性的作用。因此,要使高技术产业更好更快地发展,必须全力以赴,为人力资本创造性的发挥建立起必要的组织制度和其他社会文化条件。这样的组织制度和社会文化条件包括:明晰的产权、健全的人才(包括技术人员和经理人员)市场、鼓励创新的企业文化和以民间投资为主体的风险投资体系等等。我希望我国官、产、学三界都要为此作出切实的努力,来为我国高技术产业的发展创造条件。这就是我在答记者问时所说‘与其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的含义……从这种观点出发,对于不强调真抓实干,而是爆炒‘高科技’、‘网络股’等概念以吸引大众跟风入市,促成股价飚升,就不能不怀疑醉翁另有他意了。”

  internet是未来的方向,这一点无人置疑。但internet并非只是一种技术,而是一种经济、社会形态。即使单单从产业、技术角度讲,internet的发展也离不开创新,尤其是制度的创新。长远而言,制度的创新是发展的根本保障。在去年北京青年报举行的“中关村改制与中国知识经济问题研讨会”上有人指出:20年改革使局面有所改观,但是游戏规则从根本上依然不利于创新、不利于信息经济发展。1997年以来的知识经济热潮,总是把“信息经济”、“知识经济”当作一种技术、产业、经济形态来看待,信息与知识更多的时候在“用”而不是“体”这个层面,没有看到信息经济、知识经济实际上是一种社会形态,是一定历史阶段的必然产物。发展网络经济必然包含着社会形态的变迁,变迁的快慢取决于国家对经济、社会体制主动调整的力度和广度。

  从1998年到现在中国信息产业、网络经济发展的诸多难点,尤其是2000年以来网络公司上市困难等一系列事实证明:制度是一个绕不过去的问题。就IT谈IT,就网络说网络,或者就经济讲经济,长远的发展是得不到保证的。

  中国过去以来始终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改革与发展的平衡如何把握的问题,似乎那一个走得太快都不行。但是总体而言,制度的创新落后于经济的发展。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以制度的调整为先导,但是实际当中又时常没有以制度的调整为先导。各地在发展新兴产业过程中的一些制度承诺,到最后流于表面的多,真正兑现的少,许多事情一开始高喊要运用市场机制,但是到做着做着却成了政府主导、政府机制。市场成了可以随意变形的政策工具。由于制度创新过于缓慢,直接影响到决策层对于发展新生产力的认识和紧迫感。全球信息革命进行地如火似荼,中国正在制定的十五规划中间诸如发展信息经济之类的问题据说竟然得不到强调、放不进去。正如吴敬链所言:“在高技术产业发展的问题上,制度的作用重于技术的演进本身;而制度的改革和完善,又是十分艰巨的”。

  制度可能是发展的催化器,也可能是发展的致命瓶颈。2000年网络公司海外上市过程中出现的一个极具讽刺意味的情节是:企业只有与中国、中国概念一刀两断,丁磊们只有摇身一变去当外国人,才能求得生存与发展。

  在此中间,我们可能维护了一种原则,但是可能却会因此失去了一个行业。网络经济的发展的确是一日千里,瞬息万变。一两年的自缚手脚、停滞不前就可能错失机遇,其后果如同两会期间一些委员们所说,可能会“错过一个时代”。

  生产力的发展要求生产关系进行调整。(胡延平)

不发展是最大的不安全–信息殖民论
全球化进程中的弱者心态和排异反应

2000

  提要:传统权力主体、地缘政治、国家利益在革命到来的时候,最主要的表现状态是“紧张”以及本能的“控制”欲。物理空间的对立已经延续并被移植到了互联网上。与信息、资本自由特质存在排斥因素的保守力量越来越小心谨慎。信息产业决策领域因为“安全问题”而产生的新保守主义直接妨碍了产业的快速健康成长。

  连学者、专家们都还在为互联网到底有没有泡沫之类滑稽的问题进行滑稽的争论,因此也就难怪管理层至今仍对信息革命心存疑虑甚至恐惧。至今仍有相当一部分人认为“这是一场美国人设计好的游戏、骗局,中国可能因为盲目卷入网络竞赛而最终被颠覆、拖垮”。

  民族国家在融入全球社会的努力过程中,既面临着来自大国俱乐部的敌意与抗拒,自身又存在着明显的排异反应和弱者心态。只有发展一条路,任何超脱于网络经济、信息经济之外,自立山头、自成体系的想法最终都只能被历史的发展碰的头破血流。

  不发展是最大的不安全。在发展的同时,需要警惕各种各样的信息化陷阱,但更需要排除干扰,为产业的成长创造良好的环境。政治、军事、技术、商业问题纠结在一起,不仅使得产业的发展难以求得独立的环境,更在一定范围内造成认识、决策上的偏差。

  正文:2月以来的BBS,不管是中美关系、台海情势、日本右翼还是网络经济本身,诸多重大领域的交谈、交锋纷纷围绕黑客攻击、网上抗日、信息安全以及信息战等主题展开。如果要对这段时间的时事BBS做一个总体概括,“战争与和平”可谓最准确的字眼。

  2月8日官方某权威报纸发表署名文章《信息殖民主义猛于虎》,引起网上广泛转载。文章称:“随着世界信息领域的不对称发展,出现了某些信息技术高度发达的国家。他们利用对信息资源及其相关产业的垄断地位,对信息技术领域发展相对落后的国家实行信息技术控制、信息资源渗透和信息产品倾销,以达到相应的政治、经济、军事等目的。这就是“信息殖民主义”现象。在信息社会,各种信息媒体将各种政治事件和信息实时地传输到整个世界,政治的不安全性相应增加;信息强国控制信息,左右国际舆论一边倒,易使正义蒙冤受屈。另有各类报道称,“人民解放军加快信息战准备”。信息战争与信息经济本来是两回事,但是后者如今难以抹去前者的阴影。

  广东警方在建议各机构使用国产IT产品抵御国外黑客时也强调信息殖民是一大问题。警方的一位发言人称,已发现某些进口的计算机安全产品以远程维护为借口故意留下安全漏洞,为其幕后公司或组织留下信息殖民的入口。去年以来,奔腾芯片序列号以及视窗操作系统的后门等问题的出现最大的影响便是改变管理层对传统国家安全概念的认识–所谓网上主权,不仅仅是网络安全问题,而是未来国家安全的重要主体。军报日前发表文章认为:网络战与领土领海领空权具同等意义。

  2月25日,中国官方第一次就黑客攻击活动表态。外交部发言人朱邦造表示,在关注美、日因特网网站遭攻击同时,中国反对任何网上不良行为。朱邦造说,近日,美国一些著名因特网网站和日本一些政府网站被黑客攻击,不仅使网络服务商蒙受重大损失,也严重影响了广大网络用户在网上的正常工作和生活。中国政府非常关注这一事件。早些时候来自政府部门的另一个消息是:国家保密局官员披露:泄密案件三成祸起网上,网络安全组织称国内90%网站有空可钻。信息安全问题一时之间风声鹤唳。

  黑客攻击热潮既宣示了信息恐怖主义的到来,更明确预示了即将到来的网际冲突。过去、目前的网际不和协,也许只能称之为“摩擦”。因为所有的事态都在扩大。比如黑客跨国攻击,1998年5月针对印尼网站的攻击黑客们自称为“为死去的华人同胞复仇”,到了2000年初的时候,则已经是向日本右翼势力“宣战”了。

  全球信息社会中国家之间、国家内部的意识形态冲突与以往相比扩大了而不是缩小了。以往人们在概括网络经济或者说新经济的几个特征时,总是将分散权力、促进自由与开放作为其中的要点,但是现在看来,传统权力主体、地缘政治、国家利益在革命到来的时候,最主要的表现状态是“紧张”以及本能的“控制”欲。“数字化时代的标志是网络–具有平等权力、平均分布的无数权利中心”,网络经济学者们对此言耳熟能详,但是现在,那些自称为“信息弱国”的旁观者们并不这么认为。物理空间的对立已经延续并被移植到了互联网上。

  表面上看,信息网络之上的地缘冲突主要存在与“民间”,以BBS与黑客的形式存在着。但是实际上,真正的冲突蕴藏在不同的国家主体之间以及国家内部。与物理空间的国际政治较量一样,文化、意识形态领域的对立和摩擦是冲突的主要动因。而在网络、信息经济之上爆发的这种世纪冲突,直接的后果是处于弱势,与信息、资本自由特质存在排斥因素的保守力量越来越小心谨慎。信息产业决策领域因为“安全问题”而产生的新保守主义直接妨碍了产业的快速健康成长。

  应该说信息殖民论并非什么新鲜观点。80年代全球化在改革开放的中国因为跨国公司的进入而端倪初现的时候,国内学者就有人大声呼告:全球化对第三世界意味着经济殖民化,过去帝国主义用坚船利炮开道,现在要通过跨国公司控制我们的经济。在正在进行的全球化、信息化与中国的现代化、工业化之间,一直存在着一种莫名的紧张。民族主义与自由主义,保护与开放,保守与激进等各种各样的争执也正是在这种紧张中产生的。民族国家在融入全球社会的努力过程中,既面临着来自大国俱乐部的敌意与抗拒,自身又存在着明显的排异反应和弱者心态。

  连学者、专家们都还在为互联网到底有没有泡沫之类滑稽的问题进行滑稽的争论,因此也就难怪管理层至今仍对信息革命心存疑虑甚至恐惧。对于正在到来的网络经济热潮,从一开始各方面的认识就是不一致的。必须承认,至今仍有相当一部分人认为“这是一场美国人设计好的游戏、骗局,中国可能因为盲目卷入网络竞赛而最终被颠覆、拖垮”。信息殖民论目前更多表现为信息经济浪潮恐惧症的某种局部反应。

  网络的发展是不可逆转的历史大潮。信息革命是一场真竞赛,确实是在重新洗牌,工业文明相对于信息文明的落后与
1840年农业文明相对于工业文明的落后道理是同一个道理,但命运可能是更悲惨的命运。所以,只有发展一条路,任何超脱于网络经济、信息经济之外,自立山头、自成体系的想法最终都只能被历史的发展碰的头破血流。

  不发展是最大的不安全。在发展的同时,需要警惕各种各样的信息化陷阱,但更需要排除干扰,为产业的成长创造良好的环境。政治、军事、技术、商业问题纠结在一起,不仅使得产业的发展难以求得独立的环境,更在一定范围内造成认识、决策上的偏差。“经济安全”自亚洲金融危机以来成为流行词,信息安全、网络泡沫则是1999年以来出现频率最高的两个词汇。目前的情况是,电子商务、信息经济既是公开的热潮,但也是弥散在一部分人中间的担忧甚至恐慌–网络经济是一种威胁,发展网络经济极有可能是自毁长城。已经有消息称:根据中国信息产业的发展规划,今后的软件产业发展也将以系统软件和安全软件开发为重点。偏差的出现也引起了反思:部分业内人士认为,象奔腾芯片序列号、视窗后门等问题,原本不应该过度炒作,因为管理层出于种种担忧决策趋于保守,最后受害的是产业自身。(胡延平)。

2000

  提要:

  两会召开期间有代表大声疾呼:最可怕的是错过一个时代。而眼下活生生的事实是:我们确确实实正在错过一个时代。在以电信改革为核心的信息产业重组当中我们看到新兴产业在为传统产业让路,在对网络新闻的管制与规范当中我们看到新兴媒体在为意识形态让路,在民间企业上市难而又难、关卡重重这一点上我们看到民间资本在为国家资本、权力资本让路,发展在为管制让路。行业的成长为官老爷缓慢的觉醒与官僚机构低下的效率改革让路。最最要命的是:同样的管制却有不同的标准。

  管制是一种控制。目前我们大致看到三种管制:信息流管制(譬如带宽、ICP内容限制)、资本流管制(譬如资本市场不开放、企业上市关卡重重)与物流管制(譬如某些产品的渠道不开放、市场不准入、经营不特许),信息经济的三个构成要素没有一个处于较为活跃的成长状态。管制名义上是一种“规范”,但是实际上直接达到了三个目的:一个是“保护”了在拓展三要素方面无意努力的企业,使他们不致于因为别人的努力而落后;第二是增加了先进企业的成本,甚至使其落入“发展陷阱”;第三则是保持、提升了“权力”的价值。管制瓶颈限制了信息流、资本流、物流的成长与融合,严重影响到信息经济的形成。

  即使抛开国家、民族发展的道义责任不讲,单是作为这个国家的一个公民、实体,本来有权平等共享各种社会资源,推动市场成长并从市场的成长当中分享自己应该得到的好处。但是现在,这种逻辑不太行的通。因为在资源分配、市场划分、资本管理方面,不仅解释权不在他们这一边,执行权也不在他们这一边。所以只好什么都听别人的了。资本管制正在剥夺许多人的生存权、发展权。中国以信息经济为指向的第二次现代化,在以工业经济为指向的第一次现代化的巨大阴影以及特殊历史形成的权力墙脚下畸形生存着。

  曾经有一篇写某国有IT企业发展的文章,标题叫做《体制不是借口》,意思是即使体制不改革,只要经营管理层水平、觉悟高,一样能办成不少事。体制问题不应该成为发展难局的借口,或者体制本身就不是个问题,所以也没有必要拿它做借口。

  2月以来,互联网企业的海外上市问题成为舆论焦点。一是准备上市的企业数量甚多,被媒体称之为批量上市,二是信息产业部等监管部门在上市问题上拿捏力度较大,以新浪为代表的“上市队伍”普遍危机重重。拿到了“出国签证”的网易,为上市而被迫在海外注册的新网易的业务主体和现在的互联网业务没有了多大关系,担心到时候投资者不买帐。没有拿到签证的新浪正在把自己的业务、资产拆了又拆,申请说明书改了又改,目的只是为了通过管理层对股本结构划出的那一道红杠杠。外资公司搜狐一开始就没有去办签证,因为这不在中国证监会的职权范围内,但并不等于没有问题。百分百外资经营ICP
业务,信息产业部更是利剑高悬?1998年以来,信息产业最大的变化便是产业资本市场尤其是长期资本在风险投资热潮的推动下有了可喜的成长,过去的穷酸局面多少有些改观。高技术在中国的成长必须走产业化、企业化、资本化道路。这一点已经成为各方共识。2000年,经过几年时间的艰难发育,一批以互联网企业为代表的IT企业团队逐步成型,其资本运营也纷纷进入上市阶段。对这些企业来讲,上市不是目的,但却是发展道路上的必经地段。风险资本的及时、有效退出,企业通过上市无论从形成新的融资渠道、真正进入国际资本市场大循环角度,还是从接受股市洗礼角度讲,都可谓是一种成熟。

  但是此时此刻,横在企业面前的不仅是种种尖刻异常的风言风语,更是严厉有加的资本市场与行业管制。后者称之为新闭关主义、保守主义一点也不为过。

  管制本来已经非常严格,今后据称还将加强监管网络公司海外集资。据悉将推出有关法规,要求所有资产在内地及由中国公民运作的互联网公司,不能通过在海外注册,而绕过内地监管机构自行上市。2000年被称为互联网公司的批量上市之年,但最新消息称“批量放行”的可能性很小。有关领导一再表示要追究违规融(外)资企业责任。国务院****有关网站发布自采新闻的表态不仅“终于封了口子”,也有继续追究责任,纳入管理范畴的意思。

  对于管理层的“严格”,业界的几种猜测是:互联网企业纷纷选择在海外注册的做法不仅仅是曲线上市、逃避监管的问题,更重要的也许是:管理层担心资本会不会因此外逃?资本的控制与反控制80年代以来一直是经济领域的一道难解之结。眼前就有个有趣的例子:去年12月,香港创业板开张一月有余,却没有一家内地注册的公司申请在创业板上市。有消息解释说,原因是中国证监会现在还没有收到国内注册公司的申请。实际情况是:首批提出申请的企业有近30家,其中相当一部分来自内地,只不过注册地不是内地而已,裕兴上市就是钻了这么一个空子。因此也难怪管理层要三令五申、屡屡表态了。

  第二种原因在于WTO谈判为信息产业开放确立的尺度,具体说企业股本中的外资比例以及某些领域的限制准入,会因为纷纷在海外上市而变得无法控制,境外风险投资在国内的活动去年以来频频受到黄牌警告原因就在于此。信息产业部部长吴基传前不久接受媒体采访时的“最新表态”也还是产业开放问题。

  第三种原因可能在于证监机构在企业上市管理标准(比如企业赢利纪录)上与纳斯达克等有所不同,在此中间有个以谁为主的问题。去年7月份中国证监会下发的有关中国企业境外上市的通知,就企业资产与规模画了几条硬杠杠:企业净资产达4个亿,上市前一年税后利润达到6000万,上市最低募集资金不得少于5000万美元。相比而言,纳斯达克的标准则宽松很多,任何公司只要净资产达600万美元,税前利润达100万美元即可申请上市。

  还有一个原因,有人认为互联网企业在中国上市也同样能够达到在纳斯达克上市那样的效果。以最近的股市发展情况看,网络科技股始终保持强势,说明境内资本已经具备对相关板块的支撑能力,建立二板市场一事也终于放出口风—据说这种心态在管理层中间相当普遍。去年香港股市二板市场在成立前后曾经对包括中关村在内的内地科技产业热迎有加,但是内地管理层的回应却出人意料—相当审慎。“有点意思的企业都跑到外头上市去了,内地资本市场还怎么建设?”有业界专家如此分析。但是反对意见也比较强烈:内地股市不仅盘子小,风险大,最关键的是对企业资本运营缺乏长期、稳定的支撑能力,抛开上市标准等管理方面的“不同”不说,二板市场到目前为止也只是一句话,时间不等人,要等到内地二板揭幕之日再击“股”出兵,恐怕花儿早已经谢了。

  说是这么说,产业的行政分割、官管体制,以及国家资源、资本市场的有限开放仍将是主要特征,对更多为民间性质的互联网企业而言,公共资源的共享仍旧只是一种奢望。在阶段性入关这一历史进程的前半部分,权力一时半刻是不可能甘于退出市场的。

  管制是一种控制。目前我们大致看到三种管制:信息流管制(譬如带宽、ICP内容限制)、资本流管制(譬如资本市场不开放)与物流管制(譬如某些产品的市场不准入、不特许)。管制表面上是一种良性约束,但是实际上直接达到了三个目的:一个是“保护”了在拓展三要素方面无意努力的企业,使他们不致于因为别人的努力而落后;第二是增加了先进企业的成本,甚至使其落入“发展陷阱”;第三则是保持、提升了“权力”的价值,因为在信息充分共享、资本自由流动、物品自由交换的氛围中,以管制为特征的权力是无市场无利益可言的,管制本身连存在的必要都没有,自然也就谈不到什么“权利”了。从根本上讲,管制瓶颈限制了信息流、资本流、物流的成长与融合,严重影响到信息经济的形成。

  在以电信改革为核心的信息产业重组当中我们看到新兴产业在为传统产业让路,在对网络新闻的管制与规范当中我们看到新兴媒体在为意识形态让路,在民间企业上市难而又难、关卡重重这一点上我们看到民间资本在为国家资本、权力资本让路,发展在为管制让路。行业的成长为官老爷缓慢的觉醒与官僚机构低下的效率改革让路。最最要命的是:同样的管制却有不同的标准,单就资本管制而言,我们知道无论是海外资本市场还是国内资本市场,对体现国家资本、权力资本的企业一直是绿灯大开的。这一切都不应该,而这一切又都是现实。

  互联网不仅本身是一个新兴产业(INTERNET
PROVIDER),而且对传统经济的转型、中国网络经济的形成意义巨大。可以说中国会不会与正在进行的信息革命失之交臂,会不会在新经济竞赛中被别人远远的拉在后头,关键就在于过去5年以及今后几年对互联网经济的发展持何种态度,以及最终我们在该领域有何作为。对于过去的5年,业界不少人痛心疾首的一点总结是:我们与美国的差距不是缩小了,而是拉大了,而且是越来越大。从当初所谓赶超的角度讲,过去的5
年是失去的5年。今后几年,落后的惯性会不会继续存在,我们无从知道。

  从资本市场管制、产业行政分割、市场限制准入越来越严格的事实来看,落后恐怕是铁定的。对于已经加入这个产业的诸多企业、个人而言,即使抛开国家、民族发展的道义责任不讲,单是作为这个国家的一个公民、实体,本来有权平等共享各种资源,推动市场成长并从市场当中分享自己应该得到的好处。但是现在,这种逻辑不太行的通。因为在资源分配、市场划分、资本管理方面,不仅解释权不在他们这一边,执行权也不在他们这一边,所以只好什么都听别人的了。别人的效率、观念、利益立场,此时此刻成为主宰,决定着行业的生存与发展。

  现在,单就资本管制而言,它正在剥夺许多人的生存权、发展权。
(胡延平)

1996-2000

 

  在接受此次采访的时候,张树新已经不在是瀛海威总裁了。如今的互联网业界新人层出不穷,张不再象昔日那样光彩和突出。但是张昔日的反思依然值得人人回味。对刚刚迈出生命前几步的这个幼稚产业来讲,知道那里是财富非常重要,但是相形之下,知道那里是陷阱以及陷阱是怎样产生的,似乎更为重要。在此意义上,这篇"过时"的稿子仍然值得一看。

  ■放弃瀛海威

  企业转型争执是去职关键辞去总裁后又辞职去董事股权委托他人代管去职通过股权变动达成离开不意味着对立一个小公司的命运折射了很多问题反思错误,于产业有益

  记者:三年前您创立了瀛海威,但今天要离开它。

  张树新:已经离开了,上月底辞职去总裁,前天又辞去董事,股权也已委托别人代管。

  记:这是不是意味着放弃?

  张:应该是放弃吧。

  记:您的心态……

  张:不是很好,你们都看见了嘛(笑)没有关系,天下很大。

  记:有关您的去职有很多传闻,而且说法不一。

  张:实质问题在于:瀛海威公司该不该转型,这是一个方向问题。瀛海威不一定缺钱,因为缺钱有人会给你,关键是在很困难的情况下一直赌到今天是不是还要沿服务这条路走下去。假如我有钱,我说我要继续走这条荆棘路,因为我已经看到了光明大道。但问题是我没有足够的钱,仅有的创业资本都砸在里头了,我们的股权在其中是小股。在这种情况下可能决定公司未来的实际上就是资本了。大股东会说本来你的方向就错了,不该做服务业,或者说本来你用服务业做个品牌就够了,你早就该转型了,干嘛不做系统集成呢?在面临时这样一个冲突的时候,大家的讨论已经没有意义。

  记:据说您的去职是通过股权变动达成的。

  张:是。1995年5月创立瀛海威时股东有两家,我和姜作贤(张的丈夫)。我们当时从美国回来,有了第一笔资金开始做这个事情,当时注册资金700万元。1996年9月扩股,总共8000万股,大股东兴发集团与北京信托投资公司占60%,中国通信建设总公司有600万股,当时我们的股价溢增,无形资产1360万加其它股权,比例变成26%,股值2120万元。一直到三个星期前,兴发决定把它的股东贷款转股份,债仅变股权,转了3000万股,其股权变为84
30万元,股权比例上升为75%,按章程规定可以罢免经营者。我本人比较识趣,提前提出了辞职。

  记;今后您将如何处理与瀛海威的关系?

  张;对我个人而言,过去的三年和其他员工一样经历了不断成就和造就自己的过程,经历了残酷的训练,所以不能用很原始的意义去理解,觉得张树新离开瀛海威是不是就要做一个公司和瀛海威对着干,我觉得这样想太贬低信息时代人的价值,没有意义。我说过几句话:如果我再做一件事情绝不可能和瀛海威竞争。如果有可能还做这个行业,那么有一天可能会用到瀛海威的资源或者给它带来一些业务。

  记:《网络时代门槛难越》那篇报道出来以后各方面反应强烈,我注意到大家并没有把您的去职当作简单的人事变更或者个别企业的经营问题。对整个中国互联网络商业乃至信息产业,目前的舆论开始以另一种冷静的眼光来审视和思考。

  张:这是必然的。应该说瀛海威这样一个小公司的命运析射了很多问题。

  记:尤其是瀛海威三年多来的特殊角色和地位加重了人们的这种关注。

  张:瀛海威是中国互联网商业领域的第一家公司,也是邮电系统之外最大的一家服务商。当初我们去邮电部申请信息服务的时候别人都有不知道我们要干吗。三年来我们走过了几乎所有的路,几乎犯过了这个行业所有可能犯的错误。这些错误如果总结出来是对业界以及整个信息产业都有积极作用。

  记:您的想法和采访目的正好一样,我建议我们今天谈话的基调定在"反思"两个字上。

  张:好。

  ■反思一:市场冷却网络激情

  由于历史的缘故,瀛海威太早了承担多种角色,三年来每天都面临生存考验四度春节,四种心情,由热到冷许多问题"
水落石出"再做事情时候也许肯定能赢如果ISP都活不下去,电子商务不可能有。

  记:现在看来,网络时代的梦想尤其是商业梦想的实现还有待时日。

  张:我特别是早的时候讲过一句话:瀛海威特别像中国信息服的一个"模板",由于历史的缘故,它太早了。它是在整个行业的资源/环境不成、、都不成熟的条件上下做起来的。当时只有我们一家公司自己建了个网,因为当时没有ICP(互联网内容服务商),所以自已又建了一套内容体系,电子商务瀛海威也是国内第一家,包括网上书店。通过这些动作它架构起了这个行业的几个层面。并且由于太早,当初瀛海威几乎教育了国人所有关于互联网的基本概念。把这些东西用最通俗的语言去告诉大家。瀛海威当初之所以成为瀛海威时空科教馆就是这个原因。如果你不这样要求就不会转化为市场。所有有关这个行业的概念几乎都源于这家公司和这个行业的故事。由于历史提供了这么一个机缘,我们有幸成为第一代人,感觉这个行业从萌芽到成形的全过程。但是三年多来每天都面临生存考验,不得不不断地把整个系统当中所有的元素想个遍。

  记:许多互联网络商业区领域的高科技公司,像美国在线,雅虎等一开始也都有比较艰难。

  张:这是一段对每个人都有意义的历史。我们所曾经犯过的错误都是巨大的财富。再做事情的时候可能不会犯很多错误,也许肯定能做赢。1998年的新年致辞中我曾经说,现在的情形如同在大雾中驾车前行,不知道前面有没有陷阱。这是
1998年初实实在在的心情。1995年春节在美国愉快度过;1996年春节刚刚运行不久的瀛海威中发生了ROSE的故事,我们激动于互联网络文化;1997年春节全国大网开通,所有人充满激情与豪情。三个月内八个城市开通,我们在相关地方报纸上登了十七个专栏广告,上面写着"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我们认为这个行业会这样成长起来。但是1998年春节时我们已经在低谷里走了很长一段时间,每个人都很茫然。

  记:突然感受到了来自市场的真实的寒冷。

  张:包括行业环境的残酷也是没有预想到的。资金准备、市场本身的成熟程度、上下游关系的配合问题也是"水落花流水石出"。客户拨号上网上不了就骂瀛海威不好,其实许多环节并不是我们的问题。

  记:问题总是难免的。但是我们感觉到国内ISP(联网接入服务商)普遍处境艰难。与过去一段时间产业、媒体及有关部门忙于话题的炒作和概念的不断翻新有关,大家都在努力,但一些实质性的问题从一开始就没有解决。所以现在有一种终点回到起点的感觉,几年前的话题也重新被提出来:我们究竟如何迎接网络时代。

  张:现在都谈电子商务。如果ISP都活不下去,电子商务不可能有啊!这里没有太多可以回避、投机的东西,而是要一个门槛一个门槛往过翻。

  ■反思二:信息化是什么化?ISP为为何吃不饱?

  信息化巨大投资并未对信息化本身产生应有影响网民规模到底有多大现在是电脑时代还是信息时代,别被别人覆盖信息化关键在于应用,应力促ISP发展信息经济是协作经济,中国企业应组成团队为什么有些知识经济利润率反而低于工业经济

  记:有些人似乎不这么看。已经有人明确向我们表示不应给网络热泼冷水。其实我们不是泼冷水,只是像一些ISP
的总裁一样,我们担心中国再次落后,网络时代的落后与工业时代不可同日而语。

  张:这里面有许多问题需要思考。比如:中国的信息化投资巨大,四大骨干网等基础设施建设使中国成为全球队最大的信息设备购买商。但是现在值得关注的是:这么大投资似乎没有对信息化本身产生应有的影响。

  记:就像手段、设施的现代化不等于现代化本身。中国的信息化到底是什么化?

  张:信息化的实质意义究竟是什么?信息化本身是为了提高生产力、创造价值、提高生活质量,这个问题很少有人面对。这就是ISP业的艰难,因为它必须面对,解决使用这个难题。

  记:7月10日公布的最新统计上网人教有110多万,但是据说其中有50万是从来没上过网的捆绑销售网民。

  张:我们看到许多单位买高档电脑,往那儿一放,打打字就完了,这叫信息化吗?经常有传媒说什么"电脑时代",电脑不叫一个时代,电脑只不过是一种工具,信息会是一个时代,所以我曾经对别人说应该叫信息时代才合适。

  记:电脑时代的叫法也许更百姓、更直观一些。不过反过来讲,这一叫法也确实反映了我们对未来、对计算机引发的全球性革命的一种最初的理解。

  张:也可以这样认为,工具可以先成为一个时代,在这个时代之后是信息时代。也许我们确实还得经历十年电脑时代才能谈信息时代。但问题是如果世界确实给了你时间让你走电脑时代也行啊。可是信息是流动的,它从高位向低位倾泻。全球化背景之下你不可能不参与世界性的大循环,巨大的落差决定了如果你自身的信息化准备不足就可能被别人的信息化全面覆盖。所以,非常关键的一点在于应用,骨干网建成了,得有大量的信息内容在上面流动,需要有大量的网民介入,互联网服务商的作用非常重要。信息经济是协作经济。如果电信把它的平台充分开放,让服务商降低成本,用户降低费用,网上的数据业务量肯定会获得大幅度增长,电信的业务自然大有收获。中国的信息企业迫切需要打破地域和行业界限,在广泛联合和严格分工的产业格局下组成能够抵抗外来威胁,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团队。大家都说知识经济利润率经要比工业经济高,但国内的情况恰恰相反,为什么?这就是中国信息产业制造业非常残酷的现实。这种说法可能把大家都得罪了。

  记:我们处于国际IT产业链条的下游。

  张;其实不一定完全这样。知识经济的价值很大程度上在于它转换了成本的营收方式,互联网所引发的是消费方式的革命性变化,它所带来的社会效益、质量的整体提高与成本的大幅度降低意义巨大。实现所有这一切有赖于应用程度的提高,但是你会发现受到支持的往往是一些并不产生真正价值的事物。"方正"在产生价值,它所改变是一个行业,而有些被宣传的企业不是。

  ■反思三:为互联网服务业辩护

  保护与竞争:民族信息产业未来基础何在?

  垄断与开放:信息产业不是一般产业,垄断不培养竞争力国际与国内:占领战略制高点是信息产业发展的关键我们像不像堂吉诃德,世纪末的理想主义信息服务业是信息产业最后一道关口两种模式哪个都可以,但不能两个都没有

  记:其实信息产业和国民经济其它产业一样,处境大致相同。

  张:但是问题的紧迫性容不得我们对它做一般化处理。中国是一个多层次、结构复杂的社会,公众舆论关注的问题多元化,资本的流向也是多元化。在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型过程中我们还没有太大压力,因为整个世界是多极化发展的,但今天可能不一样了。国门已经开放,新一代人的价值观念是喝可口可乐,吃麦当劳,看美国电影。在这样一个前提之下,我们民族未来的工业基础是什么?中国在建电子工业的时候还是有一定基础的。信息产业如果还要当做一个大的战略产业的话,那么请问,2010年的信息产业基础是什么?

  记:在您看来,信息产业目前问题何在?

  张:产业规模不大、基础不强、投入不足、产益不高、缺勤乏国际竞争力。结构性矛盾成为突出,硬件、软件、信息服务比例基本为8:1:1,产品结构当中低档产品积压过剩,企业、地区产业结构不合理,主要表现为小而全,经济趋同。最关键的是观念落后,没有从数字化信息革命给整个经济和社会生活带来巨大变化出发,探讨研究信息经济的本质以及对人们行为观念的革命,而只是从增加财政收入或解决就业角度来看待信息产业的勃兴,有些场合的理论讲得比较到位,但具体动作往往落不到实处。

  记:这也和国情有关。

  张:再也没有一儿歌行业这么国际化,再也没有一个行业是所有的狼都站在你门口,为什么美国的失业率达到三十年来的新低?为什么金融风波中美国大获全胜?为什么华尔街股市现在还在飙升?其实质是信息经济啊。回过头来,中国的大门不可能永远将狼挡在外头。等到开放、摊牌的时候问题来了,是不是要把信息服务这块市场拱手让出去?实际上我们自己不是没有机会。

  记:垄断不一定是保护,限制不等于不能开放,国内市场应该放手发育,以使得民族产业尽快成熟。这方面无论是其它产业还是信息产业,新闻媒体与社会舆论都已经有过讨论,其中一条核心意见是:不能以国家名义保护部门利益,以产业名义保护企业的利益,否则便是牺牲整个发展速度与质量,甚至国家的未来。

  张:垄断不能培养竞争力。未来信息经济谁占领战略制高点,这是信息产业发展的关键。国际资本与力量介入的势头非常明显。瀛海威以往多次被别人这样评估:你们是不是可以做某跨国公司的中国部分?但我们坚持要做民族产业,打中文信息。我因此说我们像不象堂吉诃德,世纪未的一种理想主义。

  我们曾经讨论,到底哪一个产业,可以是民族的,结论是软件业。因为它有中文这一不可逾越的语言障碍。但是你看视窗中文版,很简单,它把中文之星的人挖过去就是了。在这种情况下,信息服务业成为这个行业最后一道关口,因为它面对的是最终用户,服务是一种很本土化的东西。如果有足够的时间、土壤、健全的资本本市场、健康的投资观念、很好的上下游关系和系统条件,我们最终会给中国下一步的电子商务提供一个巨大的平台。信息产业的制造业目前在死拼,其实如果他们往前走一点,和服务业联合起来,也许这种竞争就很清楚了。但这样死拼下去当价格竞争走到极限,企业又没有足够的资金储备和技术储备的时候,它的创新能力就会走向枯竭。在下一轮竞争中技术源头又不在手中,怎么办?如果服务业在电信平台和制造业的支持下发展起来,将会给后两者带来巨大的竞争价值。

  记:整体性策划、实施是一种战略发展模式,放手让市场去整合各种资源,资本达到最大程度发展是另一种模式。这两种模式哪能个都可以,但不能两个都有没有。总之,战略产业应该有份量相应的发展战略。

  张:我们这些人激动于网络技术带来的巨大市场空间和国家的未来前景,在没有任何资源的情况下开始做,做到一定程度发现:你不具备这个能力,因为你的对手可以赔十年,而且它后面还有资本市场源源不断的支持,它的股票还在不断飙升,它还可以买你。那你还能玩吗?

  ■反思四:瀛海威三个惨痛的教训

  必须坦率承认我们的资源、资本和商业模型问题再做事情一定要先组合资源资本结构对企业方向和创新机制的保护程度在没有足够资本支持的情况下是不是应该考虑短期收入短期心理对需要长期投资行业的压力瀛海威承担了一个跨越门槛的责任。

  记:我们已经就瀛海威以及整个ISP业处境艰难的情况做了不少宏观讨论,其间有些问题上升到了整个互联网络业乃至信息产业。瀛海威的发展到目前为止算是告一段落,现在回过头来看,过去的困难除了环境因素,就微观而言有哪些原因?

  张:具体讲必须坦率承认我们的资源问题、资本问题以及这种商业模型是否合适。这些问题确实都是存在的,所以我总结瀛海威惨痛的三个教训,也是再往下做事情应该注意的三个问题是:第一资源,第二资本,第三价值链设计和商业模型设计。这样一个行业需要很多资源,而瀛海威是在没有任何资源的情况下起家的。今天当很多资源已经可能合作和组合的时候,我们再做事情一定要先组合资源。资本问题实质上是资本结构问题,资本结构对于未来企业方向和创新机制的保护程度。商业模型设计是不是也应该设计一些短期的东西在里头。这三点是对过去在瀛海威惨痛教训的总结。我们承认瀛海威的商业模型存在长期收入和短期收入的配合问题。下一个业务方案中本来我们已经做出相关设计,包括利用我们全国的营销体系销售其它相关产品。但非常可惜,我们现在已经不再具有支配这些资源的权力。

  记:不过您更多的还是坚持初衷?

  张:因为照这条路走会赢,而且快赢了。有几个事实大家还不太清楚,1997年瀛海威拿到了1000万元的收入,我知道业内还没有谁从服务上拿到这么多钱,当年一共拥有3万7千客户。5月份我们又与邮电达成169平台开放协议,成本有较大降低。今年到6月底为止上半年拿到了890万元收入、5万客户,本来我想今年能拿2000万元,2000万元意味着什么?账平了。我曾经说过一句话,如果谁能在中国网络服务业的现金收入上赌赢的话,未来非它莫属。有人可能说做别的更挣钱,但我认为做别的天底下有一千家公司,瀛海威算老几,而做服务业它几乎是最好的牌子。

  记:这里也许是理解不同。

  张:在某种程度上必须承认,转型期中国社会的短期心理给需要长期投资的行业带来的压力,这绝对是巨大的压力,什么赚钱做什么,但产业在哪儿?所以你发现中国企业的一个通病就是短命。

  记:一方面短视造成短命,另一方面有战略的企业又显得不太适应环境,而中国企业又普遍缺少战略,这又是一个悖论。

  张:这是一个门槛,它会过去。瀛海威很历史地担了这么一个跨越门槛的责任。这个门槛一旦过来了,它所形成的商业文化成本极低而效率极高。

  第一代织网人提前告退?

  张树新,12年前是中国科大化学系的一个辽宁女孩子,90年代中期崭露头角,成了信息产业的一位女强人。19
86–1989年在《中国科学报》干了3年记者,1989–1992年在中科院高技术企业局工作3年,1992-
-1995年创办经营北京天树策划公司。1995年,她创立瀛海威科技有限公司,又是一个3年之后,前不久从总裁职位"
退下"。

  像我们时代多数年轻的创业者一样,张树新敢作敢为,名声在外,但也争议颇多。对这位中国互联网产业的缔造成者之一,有人以"理想主义"作评,一些业内同行也对瀛海威所谓的"过度炒作"和"排场"持有异议。但不管怎么说,瀛海威一直在"蛊惑人心",一直是第一品牌,推子铺的最大,挣得钱也最多。

  去年以来瀛海威财务状况不佳,外界新闻甚多,但张树新春节后仍对外发出"瀛海威无恙"的信号,接受笔者采访时也对一些说法一再否认。孰料几个月功夫便宣告去职,消息传出,ISP业如同小震。知情者透露,其中原因在于大股东对企业效益与经营方向有所不满。此时舆论对这位业界大腕的争议除了"太理想",又添了几分"固执"。但是在张树新看来,这不是固执而是执着。张树新一再强调知识经济时代的价值观,由此不难看出,在张树新与公众乃至业内同行之间存在着一种距离,要么是张树新过于超前,要么是别人有些滞后,总之,互相不理解是客观存在的。

  值得注意的是,去职后首次公开谈话,张树新并没有在笔者面前表面出什么个人恩怨、怨天尤人,应该说她的反思是相当理性的。另据说,在去职以前,张树新与昔日部下谈心,要他们以大局为重,切莫因自己下野而影响在瀛海威的工作,这又是张树新的另一面。

  为大众营造网络梦想的张树新,有人认为她是知识分子,不是商人;有人说她是网络产业的先驱,是不是"先烈"现在尚难定论。总之,她有些与众不同。即使作为一名企业家,她的视野、理论也是宏阔异常。这里头是责任感使然,还是思维方式使然?亦或别的什么?他人不得而知。

  离开瀛海威以后做什么,张树新没有明确表示。而没有了张树新的瀛海威,在新任总裁于干的带领下将会有何作为,人们拭目以待。